阿尔寨石窟男女双身佛像探析

阿尔寨石窟各种形式的双身佛像的艺术特点既蕴含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信息,更体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男女双身的佛像只有藏传佛教才有。男女双身佛像表现的是佛在降魔除障时显现的“法身”。藏传佛教传入阿尔寨地区的最早时间应该是西夏时期。元代是阿尔寨石窟藏密艺术的发展期。男女双身佛像进入阿尔寨石窟与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密切相关。     

阿尔寨石窟传说及其名称、废弃年代考

阿尔寨石窟是集寺庙、石窟、岩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遗址。窟内保存着众多的藏传佛教壁画、世俗壁画和回鹘蒙文题记,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阿尔寨石窟的传说、名称由来及有关文献记载,断定了阿尔寨石窟寺被废弃的原因和年代。     

历史上丽江民间藏传佛教信仰之变迁

丽江纳西民众的藏传佛教信仰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在元代,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基本无影响.在明代尤其在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得到较快的发展.至清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中仍有着很大影响.而其在近现代逐渐衰落,主要与木氏土司统治的终结、多元宗教的传入和汉文化的影响有关.近年来,藏传佛教在丽江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阿尔寨石窟第31窟毗沙门天王变相图释读

阿尔寨石窟第31窟窟门南侧西壁有一铺毗沙门天王变相图,该铺壁画的内容包括毗沙门天王尊像、毗沙门天王征战、明王护法、奔马猷宝供养、上师说法等五部分.毗沙门天王是佛教护法四大天王中的北方护国天王,其造像最早可能出自汉唐时西域强国于阗.阿尔寨石窟壁画的毗沙门天王人物造型同唐、五代壁画人物造型基本一致,具有中原传统绘画的特点,但与唐、五代敦煌画像有所不同的是毗沙门天王手持标识物和天王周围人物布局起了很大变化.毗沙门天王变相图反映了在蒙古贵族东征西伐的背景下,祈求战神毗沙门天王的保佑,表达对战神的英雄崇拜和信仰;同时,由于战争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蒙古贵族对财宝的需求也越来越膨胀.对战神、财神的崇拜集于毗沙门天王一身,在天王尊像手持物中得到体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图像中蒙古族形象民俗学资料及第32窟提供的回鹘文"四天王赞"可以大致判断,第31窟毗沙门天王变相图中上师说法的场景,可能是八思巴字创制之前一次关于藏传佛教重大佛事活动的场面,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特征.征战图像中的骑士和上师说法的人物着装均为蒙古服装,与唐、五代毗沙门天王眷属所着汉族宽袖裙福不同,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民族特征.这些特征表明,这是一幅蒙元时期创作的作品.     

试论西夏藏传佛教对元代藏传佛教之影响

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的盛行,为元代藏传佛教的东传和流行起到了桥梁和基地的作用。元朝政府有意识地吸收和借鉴了西夏对待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以及西夏的藏传佛教制度,西夏藏传佛教在佛经流传、修行仪规、艺术创作等诸多方面也对元代藏传佛教造成了较大影响。以杨琏真加为代表的元代河西僧人,对推动藏传佛教在元代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55公里的须弥山东麓。石窟开创于北魏,唐代称“景云寺”。金代有“赐紫”高僧住持.明代正统八年,明英宗敕赐改称“圆光寺”,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有历代凿造的窟、龛130多个,其中存有造象的20多个石窟,主要分布在“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的五座山峰上,保存着珍贵的北魏、北周、隋唐时期     

王母宫石窟

王母宫石窟位于回山脚下，开凿于北魏时期。为方形中心柱窟，高十二米，深约二一米，绕中心柱一周约21米。窟内雕有石造像及装饰物，规模宏伟，装饰华丽，与去岗石窟的第六窟非常类似。窟内壁有造像三层，共约二百余尊像，中心柱南、     

试析须弥山大佛造像的艺术风格

须弥山大佛造像完成于公元763年以前,是须弥山唐代石窟的代表,集中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向鼎盛时期发展特定历史条件下,赖以形成的审美思想、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可与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相媲美;须弥山大佛的雕凿,是当时原州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象征,也是唐代原州历史文化的见证。     

内蒙古阿尔寨(百眼窑)石窟研究又获新成果

始建于北魏中期,繁盛于西夏、元代,终结于明代——北元的阿尔寨石窟,位于内蒙古伊盟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阿尔寨山,俗称“百眼窑”。现存洞窟62座,壁画百余幅。1994年9月22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化厅、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大的四十余名领导和专家聚会青城,召开了“阿尔寨石窟佛教文化遗址研究课题汇报会”。中央民族大学额尔敦哈斯尔教授在会上汇报了他与自治区社科院、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组成的课题组,从1991年以来对阿尔寨石窟回鹘蒙文榜题的考察研究成果。其主要收获是:1 、已全部搞清阿尔寨石窟回鹘蒙文榜题的内容及其语言文字特点,共发表22篇论文。2、完成了《阿尔寨石窟回鹘蒙文铭文研究》专著,共20余万字。3、发现了属于北元时期的壁画洞窟2处,其中一窟绘于15世纪,另一窟约为1634年。4、搞清了阿尔寨石窟被焚毁的时间,大约是1634年,原因是林丹汗与鄂尔多斯右翼三万户的首领仁亲济农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吐鲁番壁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格伦威德尔笔记小桃儿沟石窟图考

格伦威德尔分别于1903年和1906年两度考察吐鲁番北郊的小桃儿沟石窟遗址。他在考古报告中详细记录了遗址第4窟(现编小桃儿沟第5窟)壁画,推测其左右侧壁数量众多的壁画构建了一个圣徒皈依的主题。现对照《华严经·入法界品》及汉地相关图像遗存,石窟主题可确定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当属13世纪,为研究蒙元时期新疆畏兀儿佛教之珍贵材料。     

巴米扬和龟兹佛教艺术比较研究

本文从壁画的内容布局、构图、色彩、线条、人物形体结构诸方面比较了巴米扬和龟兹两地石窟的壁画,认为巴米扬石窟壁画与龟兹石窟壁画风格Ⅰ、Ⅱ类型之间有着一些共同点,作者认为巴米扬西大佛的建造年代早于东大佛,西大佛的年代在6世纪晚期或7世纪早期;从绘画风格看,巴米扬对龟兹壁画风格没有多大影响,从两地大像窟的形制及造大像的传统来看,龟兹大像窟的开创没有受到巴米扬的影响,而是直接源自犍陀罗.     

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

明代藏传佛教文化在青海的大力发展,和明朝中央政府对青藏高原地区采取的特殊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对藏传佛教僧人大加封授、设立僧纲司制度、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大力支持等宗教政策,直接导致了明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地域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这是藏传佛教文化在青海境内扩散传播的必然结果,更是明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大力支持的结果。     

西夏石窟艺术浅述

西夏石窟的调查和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有关专家从莫高、榆林两窟中,初步认定80多个西夏窟,并进行了分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在河西走廊的安西东千佛洞、武威天梯山、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景泰五福寺等地的石窟,以及宁夏银川山嘴沟石窟、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相继发现了西夏洞窟和壁画。而在这些石窟中,安西东千佛洞,是仅有的开凿于西夏时期的石窟。这些发现和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西夏石窟的内涵。但在诸石窟中,仍以莫高、榆林两窟的西夏洞窟数量最多,壁画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本文除重点介绍莫高、榆林两窟中的西夏洞窟外,对安西千佛洞等部分石窟也做了介绍。     

龟兹艺术的创造性成就

一龟兹根据砂崖的质地与特性,创制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石窟:覆钵顶窟、僧房窟、中心柱窟,形成了绘画、泥塑、建筑密切结合的新型石窟寺院,并创作了大量精美的彩塑与壁画。二龟兹开始创立了师徒传承的体制,并影响到内地。     

安西榆林窟

安西榆林窟为敦煌石窟的组成部分。俗称万佛峡。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城城西南约70公里的踏实河两岸。该窟现存40个洞窟，东崖32窟，西崖10窟，历经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各代建造和重修，有壁画5650平方米，塑像272身，壁画佛神像10826幅。     

拉达克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地域性艺术特征研究

拉达克地区历史上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其境内现存的藏传佛教建筑有藏式宫殿、寺院和簌堵坡等。除了鲜明的藏传佛教建筑特征,拉达克藏传佛教建筑艺术因为受印度文化和中亚文化的双重影响,显示出一定的国际化特征。其寺院平面布局、建筑装饰以及塑像和壁画,对世界建筑史和艺术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拉达克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与装饰的中亚元素、印度元素与西藏元素的比较,从建筑史和文化史角度说明拉达克藏传佛教寺院的地域性特征。     

西域的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

本文主要是根据吐鲁番文书以及新疆石窟或寺院中的壁画、题记、账册、碑铭,探讨供养人、工匠在窟寺营造中的关系,以及工匠修建窟寺的报酬和工匠的来源。     

青海古代藏传佛教石雕造像艺术考略

青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多种宗教文化艺术交流之地,作为古代藏传佛教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石雕造像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浸淫。它萌发于佛教由中原入青之始,到元明清三朝随着藏传佛教的空前发展达到巅峰,形成了青海地域宗教特征极为鲜明的艺术遗存。本文即是对青海古代藏传佛教石雕造像地域风格的形成、发展及特征进行的梳理、分析和研究。     

略论元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

五台山被传说为文殊菩萨显灵之佛教圣地,在汉、蒙、藏等民族人民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代八思巴巡礼五台山,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传播的原因、过程及影响等问题,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藏传佛教在元朝时期的民族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一课题对当前加强民族团结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明代格鲁派高僧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个案研究——以宗喀巴、释迦也失为例

明代是我国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时期。明初,宗喀巴严明戒律,整顿藏传佛教界修行弊端,创立格鲁派教义体系,建立寺院教育和管理制度,完成了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程。之后,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两次入京朝贡,建立了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密切的朝贡关系。同时,他在内地传法十年,促进了藏汉佛教的交流交融,增强了汉、藏、蒙等多民族间的团结。他们为明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