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唐朝给侍制度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思考

家庭养老特别是家庭对老年人生活照料的功能值得高度关注.唐朝给特定老年人配备年轻人以照料其生活的给侍制度,有政治目的鲜明、保障范围广泛、责任主体明确等特点.从社会政策视角观照,它是唐朝政府对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古代社会政策实践的典范,是政府对家庭福利的积极干预,是中国古代的发展型家庭政策.立足于家庭养老,本着“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应该是当今中国养老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给侍制度对我们今天应如何给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仍然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家庭: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变迁和政策支持

社会转型期的家庭经济保障和情感支持功能增强,养育功能的结构得到优化,但在儿童社会化和性规范方面的作用趋于弱化。由于竞争激烈、流动频繁和社会分化,物质至上、消费主义以及高科技、信息化等所引发的各种困扰和压力业已延伸到家庭中来,致使家庭面临关系调适难度加大、经济压力增加、赡养负担加重以及单亲家庭递增等新挑战。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家庭的建设。改善家庭的社会生态环境,给予家庭以必要和有效的社会政策、人文关怀和服务支持,将有助于家庭系统的良性运转。     

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平台+个人"的新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前提假设.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加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叠加对民族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挑战,也削弱了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财政基础.面对挑战,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发展的维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基于已有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文章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2.0的理念,其基本思路为:第一,重构三次分配体系,夯实社会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二,完善落实上游干预的机制;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平等,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第四,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支持就业政策体系化和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缓解工作家庭矛盾,促进劳动参与;第五,顺应生活方式社区化趋势,将社区打造为支持居民应对压力的后盾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平台+个人"的新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前提假设.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加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叠加对民族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挑战,也削弱了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财政基础.面对挑战,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发展的维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基于已有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文章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2.0的理念,其基本思路为:第一,重构三次分配体系,夯实社会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二,完善落实上游干预的机制;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平等,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第四,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支持就业政策体系化和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缓解工作家庭矛盾,促进劳动参与;第五,顺应生活方式社区化趋势,将社区打造为支持居民应对压力的后盾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1990年代以来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福利国家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 ,从而在社会政策中注入了发展的成分。这一政策趋向给我们的启示是 :(1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社会政策不只是社会稳定的工具 ,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和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 ;(2 )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 ,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3 )社会政策只有建立在家庭功能及其需要之上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 ,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 ,这是需要我们检讨的。     

当前家庭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当前,激烈的社会变迁给家庭带来了剧烈的震荡,家庭问题频发,现代家庭正在面临着重重考验.在家庭中,市场经济倡导的个人理性在不断地侵蚀和破坏传统家庭的平衡关系,家庭成员中个人权利主张和个人感受高涨,社会责任体系则不断下陷.整个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弱化增加了家庭独自面对社会的风险.家庭面临的挑战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也反映了社会伦理变迁对家庭的影响.在诸多的挑战面前,家庭作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的结合点,我们有必要保卫它,提倡立足未来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对完善中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将"老年家庭建设"作为"十二五"期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并强调了要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本文认为家庭照料支持政策是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从宏观背景、理论实证基础、国外经验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完善我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基于家庭照料的政策支持构想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会在家里养老。然而,少子化家庭,其养老功能在削弱,人力在减少,照料失能老人在人力、财力、精力上将是沉重的负担,甚至力不从心。解决担当失能老人照料的繁重任务与小型的核心家庭资源匮乏的突出矛盾迫在眉睫。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必须注重发挥家庭照料的基础作用、社区服务的依托作用、政策支持的保障作用。在着力巩固家庭照料地位的过程中,政策支持的方式有待完善改进。即资金投入应由"补机构"向"补人头"方面转变,医疗保障应由"管大病"向"管小病"方面转变,照护老人的职工所在单位应由"送奶假"向"照料假"方面转变,养老院建设应由"围墙式"向"虚拟式"方面转变,以求得投资效果见效快、最大化,将优先的资金、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老年人。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

近年来,家庭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正在逐渐受到重视,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却非常模糊,以至于在政策执行中遇到困难和有失公平.本研究反思中国的"家庭"定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脱离,以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力图描绘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有关家庭、家庭户的讨论和争议,展示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家庭概念的不稳定与冲突,尤其是居住、户口与家庭认同三者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政策中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可能操作方案.     

主流化的政策导向与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异化"的流动影响了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平等共享尊严、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其问题的穴点在于内含社会性别歧视的家庭政策,制度性与结构性失衡则是问题的根源。只有对关怀的根源——家庭——给予充分重视,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公共政策才能获得可续的动力。基于此,治理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问题要放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图谋与规划,需建立和完善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通过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政策的创新、治理系列制度和结构失衡、治理行动设计,编制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体系,为进城务工女性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性的外在社会生态环境。     

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

当前关于新农村建设有三种主导范式,分别是"内需一转移"论、"组织-市场"论和"文化-秩序"论,三种范式持有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但是也存在着共同的不足,具体表现为经济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分离、"本位"之争与行动主体一元化、发展与保护的脱节.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以"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福利国家"、多元主体的制度化途径,对目前主导范式的缺陷有重要的弥补和修正作用.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来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可以探寻出一条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新思路.     

家庭政策中的家国责任分担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逐步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管理家庭事务的主要方式。从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来看,目前家庭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相关家庭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远远不够,家国责任分担出现问题,这导致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应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明确国家的责任,使国家、社会、家庭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责任,使重视家庭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行动。     

我国家庭建设的瓶颈分析与社会支持——基于天津市婚姻家庭问题调查

家庭建设的瓶颈是造成家庭功能不良与缺失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主流话语弱化家庭责任、大众传媒扭曲家庭角色、家庭发展能力欠缺、家庭的社会支持薄弱等。破除瓶颈的当务之急是我国政府要承担主导责任,进行家庭政策制度体系和社会支持机制的整体规划设计,强化对大众传媒的监测评估和家庭研究成果转化,建立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的专业化家庭服务和家庭危机干预机构。     

新时代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构

促进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改革,把支持家庭与增进家庭成员的幸福置于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旨在发挥教育对于家庭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不仅是国际社会家庭政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保障我国家庭成员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推进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重视家庭建设并持续推进家庭取向的教育政策的改革。但以支持家庭并促进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新时代推进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体系的创新,重点是建立依照家庭生命历程发展主题需要的教育政策结构,完善涵盖保障、救助、服务与发展家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的内容,并从指导服务、综合管理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强化对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的保障。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家庭政策转向

社会与体制的双重转型带来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家庭的持续变迁,中国家庭的养老压力加重、社会功能弱化、抗风险能力降低。然而受"家国同构"治理逻辑和"生产型"福利体制的影响,家庭政策在面临家庭困境和社会问题时应对乏力。分析家庭政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探索家庭政策转变路径和基本框架,确立以家庭为中心、为家庭发展服务的家庭政策理念,构建一个公平、有效、可持续性的家庭政策体系,将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和社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