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与孙中山、段祺瑞联盟研究

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直系曹锟、吴佩孚,皖系段祺瑞、粤方孙中山结成孙段联盟。皖系二号人物徐树铮在组织孙段同盟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关键作用,是皖系的主要策划者、推动者和实施者。     

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

本文通过不久前发现的一九一九年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签订的军事秘约,以及一九二○年西南军阀的“联直制皖”策略两个实例,说明南北军阀本质是相同的。一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孙中山愤于皖系军阀的飞扬拔扈、倒行逆施,决心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起揭起了护法运动的旗帜,宣布出师北伐。段祺瑞北京政府决定派兵南下,与护法军作战,于是爆发了护法战争。其时,南方护法军组成了粤、湘、桂三省联军,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而北方则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打先锋。湖南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主要地区,护法战争集中在湖南衡山、宝庆、长沙一带进行。护法军先胜后败,延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直系吴佩孚先后攻占长沙、衡阳等地。在战争进程中,南北双方的内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北洋军阀内部,皖系和直系的矛盾表面化了。段祺瑞欲以直系力量实行其“武力统一”政策,直系冯国璋等人则不甘心为皖系卖命,却在宣扬愿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其次,南方各省,滇、桂等系军阀表面虽然“拥护”护法,而骨子里却在为自己扩张地盘打算,给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制造了种种困难。直系军阀一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即得到以桂     

论衡阳撤防与直皖关系的演变

衡阳撤防在直皖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1918年-1920年间,湖南前线吴佩孚等直军将领由提请撤防到全部撤军,此中全过程集中折射出直皖关系由基本共存到势不两立的本质性演变.皖系最终陷入全面孤立,直系以此为转折点,成为北方政局演变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皖系核心层唯派系利益是图,极端自私的决策与失当的应对举措是影响直皖关系演变的主要决定因素.     

简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蔡

在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革命领袖和英雄,其中孙中山、黄兴、蔡锷是最为耀眼的风云人物。孙中山是民主革先行者、辛亥革命的思想指导者和主要领袖。黄兴在辛亥革命全过程中卓著贡献,成为与孙中山并称的领袖人物和共和国开国二杰之一。蔡锷则在辛亥革命高潮和余波阶段树立了丰功伟绩,成为杰出的民主革命将领、护国英雄。他们都永垂史册,值得纪念。     

孙中山与吴佩孚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护法时期以迄晚年其宗旨始终不变,但其策略手段却采取利用各派系军阀之间的矛盾与之斡旋的方针政策。他既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卢永祥、李厚基建立粤、奉、皖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三角联盟”;又与直皖战后北方最大实力派吴佩孚试探“孙吴合作”,为实现“统一中国”的目的而奋斗。     

天津张园中的孙中山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推翻了曹锟的北京贿选政府。冯玉祥等在事变当日即电致孙中山等全国要人,主张"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①。冯玉祥随即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广东请孙中山北上,段祺瑞、张作霖也先后电请孙中山北上     

一九一九年的南北议和与南北勾结

一九一九年的南北议和,集中地反映了民国前期,尤其自护法战争以来,中国大地上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南北议和从酝酿到举行和平会议这一具体过程的再探讨,说明从护法以来的南北对峙到南北“合流”这一事态发展的必然性。一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以后,中国形成更加混乱的军阀割据局面。一九一七年夏,段棋瑞以讨逆为名,驱逐张勋,取消复辟,把自己装扮成“再造民国”的功臣,旋即以国务总理身份总揽大权,发布对德宣战令,乘机扩充属于他的“参战军”,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想以武力控制全国。这种情况,对皖系以外的军阀势力无异于是一种严重的威胁。长期“拥兵自固”而又野心勃勃的西南军阀对此尤抱反感。因此,当孙中山南下揭起护法旗帜时,西南实力人物遂纷纷表示支持他与北洋军阀对抗。孙中山其所以要组织护法运动,是鉴于“叛督称兵,约法失败,国会毁弃,民意无     

皖系军阀的对日外交策略

皖系军阀与日本的勾结一直是皖系军阀被诟病的根本所在。综观皖系军阀与日本"亲善"的全过程,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虽然皖系军阀对日本的妥协与屈从是主要的,但单一地以出卖国家利益或者无条件地主动迎合并不是皖系军阀对日外交的全部内容。在努力换取日本对其支持的前提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也试图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抗衡日本无限膨胀的侵略欲望。皖系军阀与日本在亲善的背后是利用、友好之中有戒备、追随之下有抗争、屈从之中有背离甚至妥协之中也有拒绝,这些复杂的历史动因与要素的相互交织才是皖系对日外交的全貌。     

评大革命时期的冯玉祥

<正> 大革命时期的冯玉祥,对革命的发展和失败都有一定影响。本文就这期间冯玉祥的功和过、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及其教训提出一些看法,请同志们指正。(一)从“北京政变”到“中原会师”对革命曾有功绩1924年10月,冯玉祥身为直系军阀集团的将领、北洋军阀政府的陆军检阅使,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机会,联合直系将领孙岳、胡景翼,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在北京的统治,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冯所统率的部队,从此基本上脱离了北洋军阀系统,改称“国民军”,以表示服从孙中山的革命事     

论孙中山晚年农民土地思想——以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解密档案为中心

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孙中山的农民土地思想,是研究孙中山农民土地思想的重要视角。档案显示:孙中山晚年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但农民尚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力量,难以对抗地主民团。孙中山也完全不同意共产国际提出的"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激进土地革命政策,而是坚持以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     

孙中山对日观之我见

研究孙中山对日观 ,对于了解孙中山思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以及近代中国革命进程都有重要意义。从战略与战术关系出发看待孙中山的对日观 ,可知他是为了达成革命目标 ,而往往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和不惜付出代价。本文还专门就民初孙中山同日本的几次政治交易特别是订立《中日盟约》问题进行具体考察并作出评价 ,对有关文件的真伪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孙中山与军阀——兼答胡显中同志

1918年5月,滇、桂军阀为了排斥孙中山,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而辞职,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一般论著都以此作为孙中山对军阀本性认识发生“质变”的标志和根据.这一概括是否符合实际?孙中山是否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如同宣言那样实行了依靠工农群众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可以研究的. 笔者坚持认为,虽经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实践、革命战略的重心,仍然是依靠军阀反军阀,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依靠工农群众反军阀.他仅能做到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能做到的这一步.超出此点,即意味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本人是“终身不悟”的.我们不是看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做过什么.现就一些重大战争问题看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再述管见,求教于胡显中同志与学术界研究者.     

冯玉祥的爱国道路

冯玉祥是一位“为民主而牺牲”的爱国将领。他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中,曾几度发生重大转折,“一生很坎坷,他经过清朝、民国两朝,从光绪、宣统至袁世凯,到孙中山北上,从与蒋介石结拜兄弟到反蒋抗日;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坚定的民主主义斗士”。冯玉祥为什么会由旧军人转变成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孙陈分歧与“六一六”兵变

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实力派革命军事将领,并为革命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六一六”兵变的发生使两人最终决裂。决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政见分歧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兵变的发生对革命事业的进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孙陈分歧与"六一六"兵变

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实力派革命军事将领,并为革命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六一六"兵变的发生使两人最终决裂.决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政见分歧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兵变的发生对革命事业的进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论王和顺

在辛亥革命的灿烂群星中,王和顺经历独特而闪耀着异彩,他既不同于那些负笈出洋、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飘洋过海、寄人篱下、渴望祖国强大的华侨赤子。他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会党首领,反抗清朝失败流亡海外,追随孙中山革命,成为指挥一方武装起义的将领。王和顺,广西宣化县二圹那造村人(今南宁市东北郊),壮族。他出身贫苦,世代务农,1872年出生,1934年病故。他青壮年时期参加过旧式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星马地区的活动

<正> 孙中山与华侨,是孙中山研究中一项重要的课题.由于孙中山在他的反清革命生涯中,一直把华侨看作是革命斗争经费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他把主要精力放到对华侨的组织和发动上面,并与海外侨胞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后者则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试图对孙中山在星马地区活动的几个方面略加剖析,以就教于同志们.     

皖系干将曲同丰是怎样被俘的

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直奉两系的胜利而告终。皖系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参战主将曲同丰在关键时刻被俘投降,应该说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曲同丰原为皖系边防军第一师师长,直皖战争爆发时,段祺瑞任命他为皖军第二路军司令兼前敌司令,率部驻京汉线。7月18日,他和他的师部人员于前线被俘并投降直系吴佩孚,这是客观事实。当时,直系头子曹锟曾就此事通告其前敌各军:“边防军第一师完全溃败,师、旅、团长等归向来保”。曲的被俘,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终于造成直军转败为     

海外孙中山宋庆龄结婚误说考源

自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至1980年代,海外学界常见"孙中山宋庆龄1914年结婚"、"孙中山未与原配离婚就与宋庆龄结婚"的说法,长期困扰着宋庆龄,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除。通过对海内外孙中山研究基础工具书的梳理考察,可以发现结婚误说大概源自中国国民党系统修撰的孙中山年谱。而错误说法长期未能得到纠正的原因在于:孙宋结婚时的限制条件使婚期难以考证;孙中山研究界对于婚期这种小节问题不甚重视;台湾地区的孙中山研究领域受党派等政治因素影响,使"污名化"宋庆龄的错误说法流传多年;大陆与台湾及海外的学术交流不充分。     

大明顺天国起义初探

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孙中山年谱》(1980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在1903年条目(孙中山三十七岁)记载: “1月25日至28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事先由兴中会谢缵泰、李纪堂与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共谋在广州起义,建立‘大明顺天国’,预定容闳为临时政府总统。是时,事泄失败。”①这一扼要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历史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