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叙事的意味形式

贝尔从绘画等视觉艺术中归纳出来的“意味形式”的审美概念包括三层内涵:意味源于形式;形式具有引发动人情感的功能;有意味耐品味的审美情感;而其灵魂则是崇尚艺术品能引发人心灵与精神的美感.就此概念的本质而言同样适用于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叙事的审美分析;以此分析明清时期的小说,发现明清小说叙事意味形式产生的原因在于叙述者的叙述意图及其意图力,在于叙述意图所规定着的内、外叙述者意图间的诸种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意味形式生成的三大层次:诱人、动人、移人,以及七种类型:对抗意味、人格意味、幻想意味、巧合意味、怪奇意味、神秘意味、诗思意味.意在弄清明清小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及其生成原因.     

“谁说话”与“谁见到”──萧红小说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天才的女作家。萧红小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来源于小说的内容，更得益于其完美的形式。在萧红的小说中，叙述本身被戏剧化、情节化、故事化，成为审美对象。其小说娴熟的叙述技巧，使形式不再是内容的附庸，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一种阅读趣味。 叙述技巧一词的内涵很大，包括叙述者、叙述层次、叙述视角、叙述时间等许多内容。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叙述者把故事底本变成叙述文本，都有一个感知事件的具体方式，即叙述的角度问题。叙述角度是二十世纪小说叙述研究中最热门的问扭，视角问囚曾…     

创伤的言说：迟子建小说中创伤型人格探究

创伤经验的言说是迟子建小说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从中透视出其小说的审美价值。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分为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与之相对应,也形成对创伤修复的三种方式。从个体创伤与审美修复、集体创伤与共同记忆塑造、文化创伤与文化反思等三个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进行阐释,全面呈现出迟子建小说创伤维度具有的深层意蕴。在创伤型人格的塑造中,迟子建对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经验感悟油然而发,也体现出迟子建小说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迟子建小说创伤型人物的塑造,秉持着“忧伤而不绝望”的创作宗旨,每个创伤人物最后都会获得创伤的修复,从而让人们在悲伤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从个体意识到生命意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对农民的生存状况的叙述

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在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有意摆脱意识形态意味 ,农民个体和自我意识开始展现 ,但是这种意识还处于一种“盲目”和“焦躁”的状态。 80年代中期以来的“寻根文学”等试图让农民重返“家庭” ,“新历史主义小说”则让农民有了“家族”意识 ,生存或生命意识处于依附于家族或家庭的状态。 90年代后期及新世纪开端 ,农民的个体生命或生存意识在文学对家庭史、村史的叙述中被曲折地表达。     

"江湖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侠文化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之三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江湖”是侠文化的具有特指意味的价值范畴 ,平民乌托邦色彩、“狂欢”与“救赎”是“江湖”的基本主题内涵。一方面是“江湖”乌托邦的文化题旨给 2 0世纪小说提供了具有充分的世俗关怀精神的叙事资源和富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创造空间 ,另一方面 2 0世纪小说创作对“江湖”乌托邦的文化题旨的审美阐发可以转述为 :侠文化中有关“江湖”乌托邦的话语表述和文学创作的虚构性质 (乌托邦式文类特征 )在相同的或乌托邦化的语境中的有效融合。     

《豆棚闲话》的叙事学研究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豆棚闲话》叙事模式陡然一变。由“豆棚架”这一意象所结纳起来的众多的叙述者打破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叙述者单一的现象 ;叙述者套叙述者的现象又直接形成了该小说集叙述层次多重复杂的特点 ,从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网状的叙事空间。这些打破了自“三言二拍”以来叙述者单一、叙述层次平面化的传统的叙述方法 ,体现了作者对小说叙事宏观把握和整体控制意识的加强。《豆棚闲话》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应充分予以肯定和重视     

家园意识:早期都市流行歌词的审美现代性研究

现代性不仅仅要求物质文明取得高度发展,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对个体生命的审美关照,这才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民国歌词中的家园意识,既吸收了西方独立、平等、自由等关注个体发展的个人主义理念,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节制、顺从、中和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讲,家园意识又是对人共同生存境遇的理性反思,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民国歌词中的家园意识在时代潮流中获取了新的美学意蕴,有着深刻的文化逻辑和丰富的现代内涵.这种在社会经历创变的民国时期体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倾向,在当下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     

同一中的差异——汪曾祺小说创作论

汪曾祺小说的整体性表明,审美尺度在其价值标准上具有逻辑优先性;在场却又缺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是其小说叙述者的主要存在方式;个体自我的伸展和蜷缩,深蕴着其人生哲学;情绪记忆淡薄、审美想象贫弱,是其晚年的创作心理特征。其中蕴涵着的悖论和矛盾,彰显出同一中的差异,而同一和差异的互动,较大程度复现了汪曾祺小说的原初景观。     

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论废名小说的审美情怀

“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是废名小说一个始终贯穿的命题 ,这一命题蕴含着废名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对宇宙人生的参悟 ;爱人生是他文本中体现出的母性化的乡土情结 ,不留恋人生则是他而对现实的苦难产生的厌世意识;但正如废名用审美情怀对待乡土一样 ,他也用审美态度对待死亡,因而 ,“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这一矛盾命题在废名身上就表现为禅宗式的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与古代小说审美思维的生成

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是伴随着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渐趋成熟的。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人的群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理性觉醒阶段,这一阶段的小说思维表现出“扬理抑情、趋同排异”的特征;二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审美情感觉醒阶段,这一阶段完成了审美主体意识的彻底觉醒,小说的审美思维表现出“情理相济、异同兼容”的特征。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使得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从幼稚走向成熟,形成了美善并举的基本图式。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历史定位与文化心理分析

鸳蝴派小说是一种在民初共和语境下的追求个人感性解放的文学潮流,革命与言情对他们来说并不矛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情爱乌托邦在共和时代具有了新的特色,那就是一种将情爱乌托邦付诸实践的诉求。爱情在鸳蝴派小说中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意味,是作为精神信仰的替代物而出现的。鸳蝴派小说代表着一种审美主义的生存方式,它在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与现代性文化的内在差异与张力有关。     

新的诗学话语的“崛起”——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朦胧诗运动

在语言哲学视域中,朦胧诗的崛起,不仅是一种新的审美规范的崛起,也是一种新的诗学话语的再现。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相较于当时的主流诗歌,朦胧诗至少经历了以下三种变化：在话语主体方面,完成了“集体”到“个体”的回归;在话语姿态方面,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转变;在话语风格方面,发生了由“跃进体”向“沙龙体”的转变。话语是语言的表征,话语形式的变化能够体现文化制度的改变。朦胧诗话语形态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突起。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人生如戏的真实诠释——漫谈《邱园记事》

弗吉尼亚·伍尔芙是英国现代文学中重要的意识流代表作家,致力于小说艺术的创新和实践。她在小说中尝试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在人们心底里的潜意识,同20世纪初英国传统小说技巧彻底决裂。她认为,现实主义作家“偏重物质”、“不注重精神”的创作方法写不出真实的人物,因而也就抓不住生活的精髓。在她看来,现代作家的真正使命是要“按照那无数的印象原子坠入人们头脑的本来次序去记录他们”,亦即让人物的情感、意识、思绪等不通过叙述者和评论者等外来媒介而直接源源流出,让作者“无踪可寻”。小说《邱园记事》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变革…     

叙事:从神话到小说

“叙事 :从神话到小说” ,讨论了现代小说通过对神话的改制 ,走出消费社会狭隘的个人经验 ,重新把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引入小说叙述的可能性 ,以便使小说具备当代文化史的重要功能。一般说来 ,神话与集体经验相对 ,小说与个人经验相应 ,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所要做的是建立一种个体的批判的神话诗学 ,是对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的重新“引用”。     

左江崖壁画中壮族先民审美意识初探

左江流域崖壁画,是壮族祖先瓯骆人于战国——东汉年问创作的再现当时祭祀祖先集体歌舞的艺术记录,画面图像大部分是氏族集体狂热的祭典舞蹈中某个关键性动作的浓缩和凝固。左江崖壁画,是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的融合体,它不仅是原始宗教意识的产物,而且还是古代壮族先民艺术和美学原则的缩影。它全面地反映了壮族原始文化艺术的审美精神,全面地体现了一种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中的审美情趣、审美意向、审美原则,因而从美学的角度探索壁画所体现的壮族先民的审美意识,很有意义。     

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在道德哲学体系和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一个伦理一道德的悖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在道德哲学中,这一悖论已经概念地潜在,它以伦理的善与道德的善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中,这一悖论造成了20世纪严重的文明后果和灾难性的道德悲剧。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形成实体的“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实体向主体辩证转换的道德哲学实质,是扬弃实体或集体个人主义。     

追寻:中外文学的叙事母题

追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动力,更是一个终极性的文化命题。人类追寻精神通过艺术审美途径被转译为中外文学中一个基本的母题模式。“流浪汉小说”是其最浅易、最显明的母题表述图式。大多数流浪汉小说的文本都呈现出两重结构:一是直接对应现实生存的表层结构,一是隐含人生哲理和诗意概括、寄寓着追寻母题的深层结构。(精神)家园叙事是追寻母题的形而上层面或哲学意味上的表达形态,具体表现为:其一是对个体存在的认同性焦虑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性追寻,现代人的根本性焦虑是无家可归感,文学中的追寻可以将个体性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特定的精神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体系相联系,并在其中被确认而得到心灵的慰籍。其二是持有既定的人生取向和明确的精神目标、旨在重建或心造一个理想“家园”的追寻,这种追寻中的“家园”被赋予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且与“诗意地栖居”等话语概念相关联,描述了人类带着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漫长旅程。     

《阿斯彭文稿》中性别意识的解读

《阿斯彭文稿》中隐藏的性别意识首先表现在作者在不动声色中对故事叙述者动机的消解,他对阿斯彭文稿的狂热追求下掩盖着他对名利的疯狂追逐;其次作者也成功地消解了叙述者的男性中心主义。在叙述者看来,女性的最终价值体现为“物化”的价值。作者对于《阿斯彭文稿》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意识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作品中的“隐含作者”隐晦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