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彷徨”

在鲁迅思想演进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彷徨，尤其是第二次彷徨，究其原因，一些研究者总是归咎于进化论、尼采哲学、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外部因素，笔者以为鲁迅的“彷徨”应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和鲁迅的作品中，以及从鲁迅思想演进的历程上来观察他的一生，这样，我们将会发现鲁迅彷徨的原因，无不与他的“立人”思想有关，即首先实现“立人”；继而再依靠这些被立之人去实现“立国”的理想蓝图     

语文教育应重在升华精神境界——兼及“人文性”与“工具性”的辩证关系

语文课是实现学校教育“立人”、育人宗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关观，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其着重点在于升华学生的精神世界。语文课既有“人文性”的一面，也有“工具性”的一面。二者的关系由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的哲学规律所决定。完全可能也必须通过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情感境界与审美境界等升华精神境界的途径具体实现。把二者割裂或对立起来，偏执一方，忽视甚至排斥另一方的形而上学态度，是不可取的。在此问题上与其作徒劳无功的论争，不如下大工夫把它统一到升华精神境界，实现“立人”育人宗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上来。     

“超人”与“立人”论鲁迅思想与作品中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是鲁迅批判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实行“思想革命”的重要思想纲领与武器，是构成鲁迅社会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基础因素。鲁迅的个性主义包括既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层内容：一是主张“超人”：“任个人而排众数”，呼唤先觉精神战士出世，对民众进行启蒙，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行动纲领”；一是主张“立人”：“个性解放”，恢复人的理性人性与自然人性，使“人各有己”国为“人国”，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理论纲领”。它的价值与鲁迅思想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共存     

鲁迅对“拿来主义者”素质上的规定

本文认为中学语文在以往《拿来主义》一文的教学中忽视了鲁迅对“拿来主义者”素质上的规定，指出其与鲁迅“立人”思想上的深刻联系，阐释了“拿来主义者”“沉着、勇猛、有辩别、不自私”的具体内涵，并且对这篇文章的教学作了有益的探讨。     

学习鲁迅的“立人”思想 培养和造就“四有”新人

1898年5月,鲁迅离开故乡到南京求学时,他的叔祖周椒生根据“百年树人”之义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周树人。没想到,周椒生先生真正言中了,后来,鲁迅不但把自己建树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大伟人,而且鲁迅还开始了建树中华民族新人的伟大工程。他认为强国之本“首在立人”,并终生为之奋斗。研究鲁迅的“立人”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鲁迅、学习鲁迅,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中华而造就出更多的人才,无疑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说“道”

《易·说卦》第二章:“昔者圣之人作《易》也,得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先“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视“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更重要的还是伟大的思想家，这决定了鲁迅作品内容的博大与精深。鲁迅具有中国民族的思想家的特点。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立人”思想的逻辑起点是缘于对“国民性”的思考，而实践途径则是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因之，鲁迅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具有非常久远的意义。     

贫困大学生“脱贫”应对策略研究——“四维立体”救助模式

帮助贫困大学生“脱贫”,并逐步由“帮困”转向“育人”,最终达成“帮困扶志”“助学立人”的目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这里提出的“四维立体”救助模式,既有助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相关问题,也有助于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对维护高校稳定团结、构建和谐校园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忠恕之道”与国际关系

“忠恕之道”的思想真谛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人际关系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忠恕之道”是“全球伦理”、“普世伦理”的重要准则。如果把“忠恕之道”作为国际关系伦理的准则,它将对促进世界各国“共存共赢”,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对话”,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中国伟大复兴的平台,大有理念上的启迪意义。     

内圣心灵的追求——李二曲“悔过自新”说探微

通过继承并发展孟子的“求其放心”、朱熹的“革欲复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李二曲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这一思想以“有过则改”为立论根据，以“人德之门”为德育功能，以“立人之本”为形上追求，强调在“日用常行”中躬行践履，在“起心动念”处下工夫。从而，“悔过自新”说将儒家“反省内求”的自我教育原则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使二曲从“寒饿清苦”“名字无考”的一介平民走向“耿光四出”的“圣贤”之路。     

至善至柔近于“道”——读《老子》论人性修养

老子《道德经》关于人性修养的精辟论述，阐明了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道”的理想和为“道”之方法，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要学习和体悟老子关于“道”的思想精髓，用“道”立人，用“道”树人，用“道”教人，用“道”正人，使青年学生养成谦下、至柔、修德行善、严谨踏实、行事有“度”的思想品格，学会做人与处事。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

一种文学有一种思想根基。鲁迅文学以他的“立人”思想为根基。鲁迅的“立人”思想有三块基石:一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二是19世纪末“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潮;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没有改变他的“立人”思想,而是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这是他的“立人”思想的第三块基石。在此前后,与文艺界进行了两次原则性的论争,存在三大分歧。鲁迅的抗争,使他“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在近于和“文坛皇帝”、“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的决裂中溘然辞世。历史表明,鲁迅文学比左翼文学的思想根基更深厚,美学品位更丰富,更具开放性,更有可供后人借鉴的资源。     

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有“独”之人,唯有人之为人之人才可以。这便是船山所说的君子。故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自古以来形成的天地以人为贵的观念高度继承总结后的系统发扬和创造。     

鲁迅“破”及“立人”思想探析

＂立人＂是鲁迅一生战斗的主要目的,而＂破＂则是他＂立人＂的主要手段,其＂破＂多＂立＂少,＂破＂深＂立＂浅,巧于＂破＂而拙于＂立＂,这一切都跟鲁迅偏激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偏激,所以深刻,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破＂的层面上,鲁迅不愧为＂现代圣人＂与＂民族魂＂。     

思想的分量——鲁迅“立人”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散论

鲁迅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之时,就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先驱者,鲁迅以大文化的角度,反思整个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探索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强化民族精神。鲁迅对国民灵魂的剖析,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精神历程。鲁迅正是以这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去寻找民族复兴的希望。      

“美为人而存在”:鲁迅“立人”文艺观论析

21世纪的鲁迅研究应当致力于鲁迅整体价值观念和精神框架的建构而非解构,＂立人＂作为一条明晰的思想脉络贯穿其全部著述及文学活动,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也成为他的基本价值尺度,成其始终不渝的理想乃至信仰;唯有承认＂立人＂的本质性意义,才能合理地解释其文艺思想强烈的现实性。其人本主义的文学起源观与创作观、超越＂功利—非功利＂界限的文学功能论以及＂不用之用＂的批评实践特色,从本质、效果、方法3个维度构成了鲁迅的＂立人＂文艺观。     

鲁迅的“立人”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

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早在八十年前,鲁迅已在批判西方文明偏至弊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这一主张仍有现实意义。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借鉴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力避“西方之祸”,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提高民族素质,重构我们民族新的理想的文化人格．     

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辩证性质

社会主义荣辱观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八荣八耻”体现了知荣与知耻的辩证统一、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辩证统一、“以人为本”与“以德立人”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