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南斯拉夫军事援助政策的缘起

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政策,始自于杜鲁门政府时期.1948年苏南冲突的发生,为美国冷战开始后确立的分化瓦解苏东集团的政策提供了契机.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体制下,杜鲁门政府制定了对南斯拉夫的NSC18/4和NSC18/6号文件,这两个文件及其进程报告的形成与实施标志着杜鲁门政府对南斯拉夫军事援助政策的形成.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利益的,其目标是利用南斯拉夫来分化瓦解苏东集团.     

保罗·尼采与美国热核武器政策的制订

保罗·尼采（Paul Nitze）是冷战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战略精英，他在杜鲁门执政期间主要起草的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系列在内的一批战略规划文件不仅对当时也对此后美国冷战战略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制订“68号文件”系列之前，保罗·尼采首先在美国热核武器政策的制订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并为此后制订“68号文件”系列奠定了基础。     

杜鲁门政府对南斯拉夫政策探析

1948年苏南冲突的发生,为美国冷战开始后确立的分化瓦解苏东集团政策提供了契机。在美国的东西方贸易管制体制下,杜鲁门政府制定了对南斯拉夫的NSC18号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形成与实施标志着美国对南斯拉夫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政策的形成。利用南斯拉夫分化瓦解苏东集团,促进南斯拉夫的亲西方倾向,是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的实质与特点。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及其影响

美国政府目前已解密的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的文件有三个 ,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814号文件 (简称NSC5814 )、第 5814 /1号文件 (简称NSC5814 /1)、第 5918号文件 (简称NSC5918)。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的核心内容是 :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缩短美苏两国在空间技术方面的差距 ,争取军事优势 ,继续保持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导地位 ,以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此政策的出台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分析

NSC5405、NSC5612/1、NSC5809和NSC6012号文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指导纲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的目标核心是"将东南亚地区作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扩展的重要防御阵地"。这个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向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扶植和培养当地的反共势力,避免与共产党国家发生正面军事冲突。     

战后1945-1952年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

战后美国军事当局依据JCS 1607号文件对德实行严厉的管制政策.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化,1947年7月美国军方发布JCS 1779号文件,开始复兴德国经济.1949年5月联邦德国在美国的策动下建国.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82号文件,正式决定重新武装西德.1951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115号文件,加快推动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随着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西德与西方国家建立起平等的盟国关系.正是借助于冷战兴起的背景,西德在战后迅速摆脱战败国受压制的地位,发展成为西方阵营中一个自立、自主、自强的国家.     

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结束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 1954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 542 9/2号文件是新的亚洲政策的纲领。与杜鲁门政府的亚洲政策相比 ,艾氏政府的新政策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 ,在美国亚洲遏制战略中中国已被看成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在实践方面 ,新政策也体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如美国提出了建立“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及“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的构想     

美国NSC的外交决策地位和作用探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系根据美国国会1947年《国家安全法》而建立的美国对外安全政策机构。该法规定,NSC应“在综合有关国家安全的国内、对外和军事政策方面为总统提供咨询,以便军事机构以及政府其它部门和机关能够在有关国家安全的事务上更有效地合作”。具体地说,它“有责任为了国家安全,根据我们实际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来确定和评价美国的目标、义务和风险,以便在这些方面向总统提出建议”;此外,它“应考虑诸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部门和机关共同关心之事务方     

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带动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即从允许中日进行易货贸易转向迫使日本对中国实施比巴统"中国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更为严厉的管制。探索该变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与其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和对东南亚的政策互为因果,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了亚洲冷战的进程。     

美国民众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二战结束后 ,美国杜鲁门政府便改变了战时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举起反共大旗 ,对苏联进行遏制。然而 ,作为一个实行民选制度的国家 ,在制定如此重大政策时 ,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态度和意愿。为此 ,杜鲁门政府利用媒体不断批评、指责苏联 ,极力将苏联刻画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从而迅速转变了苏联在战时给美国民众留下的良好形象 ,为推行“冷战”政策奠定了民众基础。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对华西藏政策的制定(1953—1961)

西藏叛乱前后,美国针对“西藏问题”出现的新形势不断调整对华西藏政策。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议备忘录及大量政府档案,再现了美国政策制定机构是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的国家利益,将全球安全战略、地区安全战略与具体外交政策统一起来,并以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一以贯之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微妙的调整阶段。分析调整的原因，美国最高决策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政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美国国内在中苏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析，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来孤立新中国行动的失败，造成其政策的左右摇摆。此外，美国政府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和判断促使其调整对华政策，但又始终受到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和中共对美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在美国全球战略出台、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麦卡锡主义既是一份警告杜鲁门政府在东亚不得再退却的最后通牒，又是一帖促使它步入军事干涉中国之路的刺激剂。     

精英游说组织与杜鲁门政府军事遏制政策的构建

成立于1950年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是美国二战期间及战后国家安全危机,尤其是朝鲜战争危机的产物。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全部游说工作始终服务于NSC-68号文件所倡导的军事遏制政策。当前危险委员会主要通过影响三项国会立法,推进军事遏制政策的构建,即向西欧派遣军队、普遍兵役制和共同安全援助立法。另外,它也通过报刊、广播等传媒手段寻求扩大民意基础。当前危险委员会属于精英游说组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重新武装西欧作为对苏军事遏制的桥头堡是其主要目标;在公民组织的外衣下,它在游说行动上不仅发挥着杜鲁门行政当局“传声筒”的作用,同时也寻求在NSC-68号文件的框架内塑造具体的国家安全政策,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战略。     

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

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反映该战略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尚未达致完全恶化的地步.鉴于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通过日中贸易关系来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和民间部门对中日贸易的强烈期待,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它也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强加于中日贸易关系之上,但还是允许中日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这使日本外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负担自然亦得以减轻.     

论1949～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949年底,美国政府从对苏遏制的战略角度出发,基本确立了准备承认新中国和放弃台湾的对华政策。然而,在此关键时期,美国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变化,美国国内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掀起了反华反共的政治思潮,国内政治环境严重恶化。这使得美国不得不改变艾奇逊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了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与遏制。     

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和机制框架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具有国家性、根本性、广泛性、战略性、整体性、国别性、强调危机管理等七大特征。一个国家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安全 ,通常必须建立七大制度或机制 ,即建立民主、科学的国家经济安全决策制度 ,建立重大国家行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的经济安全影响审议制度 ,建立关键战略资源的战略储备制度 ,建立敏感产品的基本自给体系 ,建立敏感产业准入制度 ,建立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监测预警机制 ,建立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冲突处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