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新兴地主阶级说质疑

一近年来,随着秦代简牍的大量发现,再结合《周礼》、《汉书》及诸子百家等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越来越多的同志主张:战国时期普遍实行的是国家授田制。如李瑞兰先生说:“大量的文献和出土资料证明,当战国之时,列国政府凭借对全国土地的直接支配权,以‘分田’、‘均地’、‘行田’、‘授田’等各种名义,普遍推行着国家授田制,可以断言,国家授田制是战国时代最基本     

汉初的农民受田与土地流移——以授田制为视角

汉初授田制的推行使得普通百姓有田百亩成为可能；国家在制度层面虽然允许土地买卖,但授田制内在按爵名田的规定成为资本流向土地的制约因素,田税以受田顷亩为基的征收机制更成为土地交换的内在障碍.从很大的程度上看,授田制背景下的土地买卖绝非放任自流.     

战国授田制试论

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以往较为流行的答案是:井田制的瓦解与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近年来,随着秦代简牍的大量发现,越来越多的同志主张:战国,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秦的基本田制为授田制,此制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但是,要使这种观点牢固地确立起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还需要对战国授田制作更为充分完整的分析论述,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努力。     

春秋战国社会结构的再认识──评田昌五臧知非著《周秦社会结构研究》

关于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春秋战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和理解，从许多角度来说，都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领域。田昌五、臧知非著《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一书，就是推进这一研究的成功之作。作者首先对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并对夏商的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在勾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过程时，作者以“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关系的转变：国家授田制的普遍施行、土地私有制的发生及其特点”为题，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春秋各国土地关系的变革；战国时期的国家授田制；…     

战国授田制研究综述

土地制度是战国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它直接关系到对其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认识程度 ,因而前辈学者对其用力颇多 ,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 ,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公有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的确立。上个世纪 70年代末 ,刘泽华先生以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为依据 ,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首倡“战国授田制”说 ,这一观点提出后 ,很快得到学者同仁的广泛回应 ,他们纷纷撰文表达看法 ,使这一学说得以进一步充实、完善     

农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缺陷分析

由于中国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生产力欠发达的制约,加上土地公有产权创设一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偏差,我国现阶段农地公有产权实现形式存在机械单一,结构缺陷,尤其是农民在土地产权主体上的缺位,导致土地产权制度激励约束不足、“外部性”难以“内部化”,成为解决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瓶颈”。     

关于战国秦汉历史转型中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古史发展的转型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使这个时期的史料较之以往大为丰富,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的矛盾问题,如经常普遍赐爵与简牍中大量编户民无爵的矛盾,王杖制与简牍中大批七十岁以上老人无杖的矛盾,土地私有为主导与简牍中国家大量赐田、假田的矛盾等.本文指出秦汉时期编户民与吏民的关系与差别,主张只有吏民才与爵位有关;依据简牍新史料主张秦汉时期土地国有占支配地位,土地买卖其实不过是占有权和使用权的交易.本文探讨了导致秦汉编户民具有皇权思想的原因,主张这才是皇权主义的真正基础.     

中古早期江南的农民——以郭世道父子为中心

《宋书·孝义传》所记郭世道、原平父子事迹，反映了中古早期江南地区普通农民家庭的生活图景及其生存状态：他们在从事农耕的同时，普遍开展多种经营，与市场联系密切，并非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在遭遇社会动乱与灾害时，与邻里互相帮助，形成地缘性社会关系；作为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交纳田租户调，应征从役，并接受王朝国家的教化。中古早期江南地区农民生活的世界，可以区分为作为生产生活单位的家庭、作为互助单位的村里、作为市场网络的区域经济体系，以及作为控制与管理体制的郡县乡里体系等四个层次。     

“农民下楼”的行动逻辑——兼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本文以一个城镇化社区“农民下楼”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搬迁农民“下楼”的动因以及隐藏在此现象之下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研究发现,对于“上楼”的失利农民,乡土空间的经济补偿与社会吸纳构成了他们“下楼”的直接社会经济动因;对于“上楼”的非失利和“得利”农民,村中“陋室”演变成他们维持家庭继替结构、权力结构与财产结构稳定和延续的地缘空间,田间地头的劳作则是其重建社会联结与对抗“本体性脆弱”和维持“本体性安全”的现实场域。理解和尊重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农民城乡流动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相对的稳定性、不彻底性和阶段性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城乡流动的三个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农民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农民流动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八个方面的影响。     

从“名田”到“庄园”：民生视角下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制度决定地权分配格局甚至生产经营方式,其演化变迁折射地权结构调整与社会关系变动。汉初民生凋敝、荒地广布,为恢复国力和巩固新政,施行不抑兼并、自由买卖的“名田制”与“授田制”。但是,到了“文景之治”时期已现土地兼并问题,至汉武帝时已经非常严重,大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张。限田令虽被提出但未真正实行,农民被迫沦为佃农或附庸甚至流亡,民生状况恶化。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庄园制”经济不断滋长。尽管“赋民公田”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生压力,但地权转移仍然较为频繁且不断集中于官僚地主手中,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土地兼并引发的民生状况的恶化,也终致汉朝的灭亡。     

当代农民商品经济观念素描

(一)商品经济震荡着中国乡村 A、田野牧歌——传统的偶像 农村社会是由千百个彼此雷同而又极端分散的村落和乡村小镇所组成的。在农村,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和土地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所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的小社会。这种小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稳定性。农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土地的,一     

战国文章的两大特征

一在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是战国。王夫之曾说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今天看来,这话说得不错。战国时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首先自然是阶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革,等而次之,一切文化学术也无不变革。由于处士横议,诸子争鸣,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于是也就影响到文章的变革。这时文章的变革也是空     

土地红利的伦理之维——对当今中国财富增长方式的一种透视

通过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土地红利的形成与分配,旨在认识当代中国财富创造与分配中的社会伦理关系,进而寻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道路.土地红利使中国在短期内积累了巨量社会财富,也形成了新的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当下在土地红利实现与分配中存在着对农民、普通市民的财富掠夺现象.土地红利的公平分配主要有赖于土地产权的明晰以及政府身份的合理定位.     

中国农民政治文化的重塑机制

农民与土地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塑农民政治文化的功能,重塑中国农民政治文化也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重塑农民政治文化是一个综合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乡村基层政治体系的重构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有机地融入其中,在实践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把政治教育贯穿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个过程,从而达到重塑农民政治文化的目的。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渊源、以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根本特征的农民政治文化在农村孕育发展,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同地区的农民政治心态不一致的状态,实现了中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政治文化的统一。     

从历史长河中探寻农民问题之源——评《资政通鉴·中国历代农民问题》

历史与现实的国情决定着农民问题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村制导的社会,古往今来农民问题都是攸关国家存亡的问题.但在把帝王家谱当作历史的时代,农民除了被视为"盗贼匪寇""犯上作乱"的时候被提及外,他们在史书上基本处于缺席的状态.     

中国农业向何处去——评朱启臻《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了中国农民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乡土性：“靠种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新中国以来村治主体的历史演变及特点

乡村治理作为农村事务的主要一项,从新中国成立起经历基层政权与农民共同主体,人民公社单一主体及农民单一主体的三个不同主体阶段。三个阶段中显示出了认识村治主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力量与非国家力量间关系以及主体与土地制度间的关系。随着村治主体的稳定,党组织建设,宗族稳定又在影响着村治。因此,必须要明确国家中心任务,以便促进村民自主意识,以便更好推进村治。     

土地控制与人力控制——试论古代泰国“萨迪纳制”的功能

本文认为,古代泰国的“萨迪纳制”是一个多层面多功能的复合体,它即包含着所有制关系,也包含着政治隶属关系,是一种将土地控制(封建土地国有制)和人力控制(等级隶属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封建农奴制体系。土地和人力,是古代农业社会赖以生存的两大资源,二者的结合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在农奴制时代的泰国,这两项资源的结合是通过封建国家对土地和人力的控制来实现的。土地控制,表现为封建的土地国有权;人力控制,表现为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对土地和人力实行双重控制,这正是“萨迪纳制”的基本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政治认同:变迁历程、显著特征与提升路径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所占人口比例巨大,农民的政治认同状况与社会稳定及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也随之变化,农民政治认同的状态亦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经历了总体升高、趋向弱化和逐渐强化三个发展阶段。研究发现,农民政治认同呈现如下特征：一是生存理性主导下的利益满足是政治认同的关键;二是社会公正和权利意识是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三是国家制度、政策和农民政治认同存在着双向互动;四是对宏观政治体系始终具有较强的认同度。而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则在于：一是完善社会利益结构,满足农民合理利益诉求;二是畅通政治参与渠道,保证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三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规范基层政权的权力运作;四是提高农民政治认知,奠定农民政治认同的认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