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危机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关注,是基于近现代的社会背景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从批判功能上说,它被称之为“公共性”;从存在空间上而言,应为“公共领域”(即政治公共领域),它处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公共性”观念不仅具有解释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由于私人领域的扩展或公共权力领域的膨胀,因而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公共性过多,公共领域忽视并削弱甚或侵占了私人的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当中秘密日益增多,批评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原则力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导致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同时发生,因而公共性处于危机之中。其中,哈贝马斯最为忧虑的便是社会的国家化,因为它将致使公共性原则及其批判功能不断消解致使公共领域异化,真正的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     

微观公共领域与中国社区自治实践

微观公共领域与宏观公共领域的分野为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理论对现实更具解释力。微观公共领域通过强调参与主体互通信息,强调公共责任和有效治理,强调政治教育和培养政府官员、市民的公民道德、政治技巧与政治责任,来解决微观层面的政治争论,以此推动宏观公共领域的发展。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使得即使在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基层社区中,广泛的社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成为可能;通过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可以制定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决策,并能为国家公权争取某种合法性,进而减少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不理解。强调微观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对于指导我国的社区建设,乃至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再看网络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及建构

哈贝马斯意义上经典公共领域概念是国内外社会政治文明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问题。新时期,由网络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公共领域范畴的重塑或超越。同时,在当前网络公共领域社会化的中国语境下,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功能与建构研究对我们探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及民主进程发展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力求以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具体恶搞事件为例,阐释网络公共领域的相关公共参与和社会功能问题,并进一步寻找出国家与社会相关实体对其积极构建路径的有利因素,促进公民公共参与和民主进程。     

经典公共领域的重塑及建构——以网络媒介兴起后的网络公共领域为例

新时期,由网络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带来了经典公共领域范畴的重塑或新生。因此,在此探讨经典公共领域的重塑主要特指网络公共领域,广义上还应包含因网络媒介影响的其它生活场域。本文力求运用解释学方法阐释新时期网络媒介的兴起带来了经典公共领域的重塑,并尝试提出中国理想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建议。     

论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价值内涵

在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政治社会论述中,现代公共领域概念涵盖了政治公共领域、文化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三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独立性的论题,其中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最为切近。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构建蕴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价值原则:基于利益纽带的工具性价值,在自主意识与伦理责任之间达成均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及基于"健全的人道主义"的公共精神。     

北京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北京公共文化建设的大力投入与服务效能之间产生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公共领域.本文在借鉴国外公共领域合理化论点的基础上,从满足社会公众文化需求的角度出发,指出赋予基层文化站点以文化公共领域的定位和功能、扶持引导多种类型文化公共领域的形成、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适用性、创新体制机制、提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能力,是构建北京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途径和理性选择.     

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异化趋势分析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公众、公共舆论、公共媒介与公共场所。批判性是公众通过公共媒介或公共场所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精髓。在当前中国的公共领域仍处于吁求、发育的阶段,但由于市场经济商业化的冲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公共领域已呈现出异化趋势,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休闲化、商品化、大众化和私人化。未来中国公共领域的架构需要从国家和公民二个层面同时进行,进一步明确国家职责的定位,重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法兰西公共领域:特性与成因

法兰西公共领域是18世纪法国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市民阶级与国家关系复杂演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特定的沙龙政治文化也在法国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旧制度下三个等级的社会分层状况,决定了其公共领域身份上的非纯粹资产阶级性,以及结构与功能上的复杂性.由于大革命的激烈与激进特性,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旁边甚至衍生出了平民公共领域的雏形.法国公共领域呈现的是一种非常态性: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与跳跃性并举,成份上的复杂性与行为上的情绪性同存.这种公共领域的生成与成熟,对于法国革命,乃至整个法国的发展都具有方向性意义.     

阿伦特公共领域世界性的存在论视域及其意义初探

汉娜.阿伦特是最早从哲学视角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深入系统思考的哲学家。在建构公共领域理论时,她将世界性作为公共领域的存在论基础,目的是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公共领域,为人类寻求一个稳定的家园,型塑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这一探求成为贯穿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主要线索,使阿伦特政治理论之特色得以彰显。     

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

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通过他的分析可知，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他者”的权力。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是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讲，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对公众新闻、公共舆论的误解，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     

公共性：从精神世界到社会生活

公共性是公共生活的永恒话题,是公共生活的根本属性。形而上的公共性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约束力的公共精神。形而下的公共性表现为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作为抽象的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必须还原现实的公共生活,通过公共利益体现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既存在差异又存在着潜移默化的融合趋势,公共性也因而受到威胁,缓解公共性危机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形成对公共利益的更广泛的共识,达成行动的一致,进而使公共性得以彰显。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的实在性研究

本文在对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相关论述的梳理过程中,截取两个重要的视角:“公共的实在性”与“我的实在性”,作为理解“公共领域”实在性研究的理论依据,意在表达“公共领域”不仅是传统观点中具有目的群体意义的范畴,而且是具有现代性的范畴；不仅具有了“公共的实在性”的原则,更在“我的实在性”的现实显现中拥有了面向不朽的持久性内涵.“公共领域”在实在性的定位上超越了个体人的有死性顾虑,因“公共领域”是一种实在性的人的境况,我们关注的视角便从个体的人转移到了公共的世界,转向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就现实意义而言,汉娜·阿伦特这样做的目的符合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对人的境况的期望.     

公共领域视域中的网络论坛分析

网络论坛因其自身的新特征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为理论基础，从网络论坛的特征出发分析了网络论坛成为公共领域的可能，并对网络论坛初现“公共领域”雏形做了分析，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知识等原因造成的数字鸿沟、共识与民意方面的偏差、批判精神的缺失等方面的问题已成为网络论坛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瓶颈。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规范性取向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始终抱持一种规范性的视角,着重探讨公共领域的理想状态与功能。单纯的规范性阐释不仅易导致对公共领域的片面理解,忽视公共领域中的内在张力,也往往因缺乏对社会经济、阶层结构的深入分析而大大削弱理论的现实解释功能与实践功能。这种研究方式往往容易使研究者沉溺于理论的抽象构建与自我陶醉,它虽然能够让人体会到规范的深刻,却不具有切实有效的方法论意义。     

咖啡馆与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话题的历史管窥

本文以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为对象,以咖啡馆为切入口,联系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就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和咖啡馆与社团的关系问题作了辨析.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经历了历史的动态演变,不可将这种平等性理想化和绝对化,把当时的咖啡馆设想为无限制的完全自由的言论空间间.咖啡馆与以俱乐部为代表的社团组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不能将两者看成是前后相继和互相排斥的事物;以往有关"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的阶段划分,也存在结合历史实际进行修正的必要.     

意义的“内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理论中虽然也看到权力和金钱对自由交流的影响,但他认为这只是资本的介入和传媒自身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可以被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过滤掉。而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公共领域的症结在于,大众媒体为了"公共性"生产"公共性",这导致公共话语丧失了真实的语用学功能,变成了真假难辨的仿真的公共性。     

公共领域中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在对当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过程中,不断塑造了公共领域的技术维度(如互联网络等)。但同时公共领域作为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实现交流的中介场所和硬设施,也日益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加以接纳,并在政治意义上不断改变着科学技术在公众心目中的力量形象。鉴于科技与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公共领域开始将原来被动接受科学知识的科学大众化变成了公众参与科技的政治行动。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

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保障的社会交往空间;它通过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维护公共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目的.这种政治哲学的解读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公共领域理解的歧义、混乱和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     

消费大众的精神空场与公共理性的重建——关于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一个关联性考察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化,对于认识消费社会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消费社会的问题根本还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使人类迷失了生活方向的物化的逻辑,其表现便在于文化上的衰败。公共领域及其创生能力的衰败,与科层制的现代组织原则对公共生活日益深入的宰制有着密切的关联,抵御这种宰制的希望在于建构起一个健康的文化批判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公共理性。它应是一个不同于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体系的社会生活领域,是一个超越了生产和交换的直接利益目的的伦理领域,是一个建构公共生活意义的社会领域。     

全球化神学伦理中的强者政治学取向——试论斯戴克豪思的公共神学

20世纪美国的“公共神学”是基督教神学界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建设的一种努力.其中,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伦理学教授斯戴克豪思的工作显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典例.他一贯对时代发展的最新征兆具有敏锐的把握,并倡导积极有为的肯定和介入；近十多年来他更是关注当代最大的公共领域变化——全球化.对其思想的梳理研究有助于人们回顾当代美国神学界是如何尝试与现代性公共领域互动的,并可以从中梳理出某种反主流的“强者政治学的公共神学”.这种强者政治学,或许依然与弱者政治学有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