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酷吏

对于酷吏,人们以往不无微辞。其实,在从秦一味崇尚法制到汉代先尊崇黄老思想,后“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转变中,酷吏是作为两汉统治策略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的,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对两汉的吏道有很大影响。本文欲对其特点、地位、作用及影响作具体论述。     

包山楚简释地四则

包山楚简所见之“正阳”即两汉之慎阳、隋唐之真阳、清以来之河南省正阳县;“宜阳”当即两汉平氏县义阳乡、魏晋义阳县,在今桐柏县东北境与信阳县两北境;简文之“荇”当释为“项”,为春秋古国,地在今河南沈丘县城关一带;“庐”当即汉晋中庐县,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境。     

包山楚简释地四则

包山楚简所见之“正阳”即两汉之慎阳、隋唐之真阳、清以来之河南省正阳县;“宜阳”当即两汉平氏县义阳乡、魏晋义阳县,在今桐柏县东北境与信阳县两北境;简文之“荇”当释为“项”,为春秋古国,地在今河南沈丘县城关一带;“庐”当即汉晋中庐县,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境。     

先秦两汉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轨迹

本文从宏观上考察了先秦两汉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将其分作周初、春秋、战国、西汉、东汉五个阶段。作者认为其发展轨迹是从“敬天保民”思想向“民为神本”、“民为君本”、“多元民本论”直到“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为核心的“民为国基”。文章还探讨了先秦两汉时期民本思想对往后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思想模式乃至于社会改良产生的重大影响。     

课间偶识

一、《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梁惠王上》):“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前一“欲”字,我以为是衍文。疾,疾恨之意。战国时代,国君剥削奴役人民,十分苛酷,人民自然产生疾恨之情,这种感情,是自然的流露,并不是“欲”不“欲”的问题。就修辞来说,有前一“欲”字,觉赘;无则简净。这句上文是:“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可知此“欲”字是涉上下几个“欲”字而衍。二、《赵威后问齐使》(《战国策·齐策四》): “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这句的“威后”,疑是“太后”之误。前文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陈述语气词小考

先秦两汉时期表陈述语气的语气词有不少,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里,常用的陈述语气词有“也”、“矣”、“耳”、“尔”、“而已”、“焉”等,但以“也”、“矣”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陈述语气词,基本上承继先秦两汉,但在运用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先秦两汉时期主要表静态的“也”,其功能扩展到表动态的“矣”的功能领域;先秦两汉时期主要表限制作用的“耳”,常常可以替代表判断的语气词“也”。     

两晋南朝太子洗马之“清选”与东宫秘书机构之发育

汉初,太子洗马始行任子制,其地位较庶子、舍人为高。三国两晋间,太子洗马新增“准秘书郎”之职责,成为东宫秘书机构发育的开端。因洗马“典文书”,其选任以“文书才义”为标准。又因掌释奠之事,“才义”实包含“美谈论”的内容。“掌文翰”即为洗马之“清”的具体内涵。宋、齐洗马选任“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洗马一职多为显贵子弟所挤占。梁武帝复以“文书才义”选任,并设立典经局,将东宫秘书机构建制化,并注重其“典文书”职能。源自两汉、发育于魏晋的东宫秘书机构,至萧梁时基本成型。     

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叙事视角论

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虽表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但考其本意,依然不失“史”之用意,故其叙事思想多承继史传叙事思想。综观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就叙事视角而言,多因循史传“中立型”全知叙事视角,在貌似客观、中立的叙述中,却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主体性色彩。     

欲与情：“以自然之为美”——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欲与情,李贽首发“以自然之为美”的宏论,其所谓“自然”包括四个维度：首先,根本指向是承认“欲”的自然正当,为个体私欲即生命主体的感性欲望正名,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导思想;其次,“情”以欲为源,不齐之自然人欲的流行发用生发不齐之自然“物情”,打破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传统;再次,任情从欲即为自然,把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快适即“真”视为超越世俗美丑判断的新标准;最后,“童心说”强调文艺创作应是“自言”、“自文”,实为自然之“真”的具体落实和集中体现。这些,构成了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两汉“通人”观源流考辨

“通人”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降及秦汉,尤其是两汉时期,“通人”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人”群体崛起并成为这一时期士阶层的重要代表,对士风、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考察两汉“通人”内涵的流变,可以发现西汉时期“通人”的内涵比较驳杂,其思想渊源来自于儒家、道家、杂家,还未进入一个系统整合的状态.两汉之际,博通古今,打破流俗,挣脱神学羁绊的新的“通人”观已呼之欲出,延至东汉,这一新的“通人”意识得到加强并进一步深化,“通人”已成为士林中品评人物高下的一个重要语汇,愈来愈走向和儒生的对立,进而演绎为汉季的“清通”之风,直接导引了魏晋之风的来临.     

护生护心

释文 程明道窗前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明道日：“不可,欲常见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日：“欲观万物自得意。”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哲学特征述评

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批评各种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结果,是与他的中国教育改造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程朱理学为例,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只讲教学,不讲做,更不讲教学做合一;只讲学校,不讲社会;只讲教育,不讲生活。在中国“理欲之辩”各家中,戴震以“节欲”和“理在物中”反对程朱的“存理灭欲”,陶行知很赞赏戴震的观点,他说“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主张打一打通”。陶行知反对程朱的“灭欲”,丰富和补充了戴震的“节欲”,提出了“遂民之欲”。这个思想是对“理欲之辩”的发展,具有“民本”的思想特征,体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人民性。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全汉赋》前言

(一) 赋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样式,产生于战国时代,特盛于汉代,而在整个封建时代,不断有人写作,绵延不绝,向来诗、词、歌、赋并称,足见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文体之一。正因为赋特盛于汉代,是两汉四百年间的主要文学现象,故有“汉赋”的专名,以至后人把它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作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如清焦循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易余籥录》)近人王国维在《宋元     

偏义复词成因初探

在现代汉语里,“窗户”、“国家”、“动静”、“忘记”之类复音词,均被视为偏义词。前人研究偏义现象,其视角主要放在训诂上,其次才是语法的透视。古人很看重说经,欲通经典,就必须“达古书之例”,“不达古书之例,难以说经矣”。(清俞樾语) 《诗经》时期,汉语词汇中的偏义现象已见于古籍。《诗经·豳风·鸱鴞》:“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牖户”,偏指“牖”,即窗,意为鸟巢的出气孔。最早发现古书     

《离骚》称“经”考辨

在“经学”盛行的两汉,《离骚》被称为“经”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在治骚领域中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称《离骚》为“经”始于王逸,唐五臣对“离骚经”三字加以具体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王逸称《离骚》为“经”是受到经学注释体例影响,是为了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     

从义利之辨到理欲之争——论宋明理学“去欲主义”的产生

先秦儒家并不主张“去欲主义”,宋明理学在主观上对利欲亦有所肯定,在客观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去欲主义”倾向,其内在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利欲本身是不是恶,义利是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义利之辨的对象是不是泛指的第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孔孟义利之辨与宋明理欲之争在学理规模上的不同之处,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产生“去欲主义”,是因为在一系列理论环节上背离了孔孟义利之辨的真精神。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改变与经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为本的文化，这在理念上集中表现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内蕴两个基本信念：第一、道德完善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第二、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维系世道人心的垠本力量。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而止于至善。”尔后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光齐某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新时代的义利理欲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 ———以古学派对 “无欲说” 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 “欲” 和 “人欲” 是不同的范畴, 其讲 “灭人欲” “去人欲” 并非要人 “灭欲” “无欲”, 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 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 但日本近世对朱 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 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 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 “忠实介绍 者” 当中, 至古学派兴起后, 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 然而观点不尽相同: 山鹿素 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 贬周而褒朱; 伊藤仁斋、 伊藤东涯认为 “主静” 不合于 “天地生物 之心”, 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 荻生徂徕、 太宰春台则考究 “人欲” 在 《礼记·乐记》 中的内涵, 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 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 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 严格主义演绎有关, 藤原惺窝、 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 “欲” “人欲” 的区分, 而阳明学者 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 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 历史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