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为价值转化工程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今天我很高兴地参加全国第二届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暨“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专题学术研讨会,感谢研讨会的主办单位良好的组织工作和热情的接待。这次会议给我提供了与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共同交流切磋与学习的机会,我原来对价值转化工程了解不多,第一次研讨会没有参加,昨天到会后,利用晚上和今早的时间勿忙阅读了黄锦奎同志编著的《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这本书,内容很丰富,应该说是巨著。刚才听了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发言,特别是听了价值转化工程的发明者黄锦奎同志的发言,深受教育。我想谈三点意见。第一点意…     

一部新书引出的话题

编者按：价值转化工程是深圳青年学者黄锦奎提出的学术新命题。本刊前年第六期和去年第一期首先刊登了这一课题的部分观．或，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去年12月初，广东省社科联、本刊及《特区经济》等单位在深圳联合召开了“全国首届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现将部分与会学者的意见发表，以期推动这一学术新课题的研究深入开展并得到推广。深圳青年学者黄锦奎同志，写出《价值转化工程＞这样的好书。值得庆贺。．这本书我翻了一遍，感到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一时也没有时间来详细讨论这些问题，我…     

在《神圣家族》中是否肯定了劳动价值论

编辑同志: 你刊去年九月号发表的卫兴华同志:“关于效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一文,是一篇提出了不少有益见解的文章,但是其中有个论点我觉得是不对的。卫兴华同志写道: “《神圣家族》一书(写作时间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否定了价值由生产费用和效用决定的说法。指出:‘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提法,与《大纲》中的提法显然是对立的,不过,     

生产价格与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要求我们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就是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比如说,价值量是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似乎不成什么问题,其实不然。社会主义价格的基础到底是价值还是生产价格的争论,迄今未止,说明这个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在我看来:价值和生产价格在量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上述的争论可以休矣！这里的关键是对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试论垄断价格的价值基础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垄断价格的认识很不一致。在苏联,有人认为在垄断条件下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依然存在,垄断价格仍然要由生产价格来调节;有人又认为,生产价格和垄断价格在帝国主义时期同时存在,它们都是市场价格的调节者。在美国,有人认为垄断价格是生产价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就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在我国,有的同志则认为,垄断价格不是市场价格,而是市场价格的调节者,但也受到生产价格的影响。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册)虽然指明,在垄断的条件下商品的市场价格表现为垄断价格,但对于决定垄断价格的价值基础,却没有作出具体的说明。由于垄断价格是当代资本剥削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垄断利润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垄断价格来实现的,因而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揭露垄断剥削的实质,对于分析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上涨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垄断价格并不是垄断条件下市场价格的调节者,它本身就是作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市场价格的基本形态而存在的,因此,垄断价格应当有而且必然有不同于生产价格的价值基础。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思想学术领域的一朵报春花

我参加了很多的讨论会、研讨会，但象今天这样就一本优秀的著作专门进行讨论是很少的。＜价值转化工程＞一书出现在深圳特区，又是一位年轻同志写的，这就更加有意义了。我认为深圳是最先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现在事实证明这是成功的。这本书的序言是我写的。我在序言里特别讲它是属于百家争鸣的范围，它是一本学术著作，要经过大家努力，不仅仅是作者一个人能完成的任务。把这个题目慢慢地提高，运用到实践里面去，成为一家之言。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百家争鸣的风气，这本书的确是一本比较优秀的学术著作，是特区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朵…     

谈谈关于按劳分配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全国第五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从1978年全国第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之后,我的注意力一直没有放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快五年了,我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也没有作这方面的演讲,原因是没有系统地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但这是个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总会听到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知道一些消息,总的印象是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论在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论问题上,还是在如何贯彻按劳分配、如何对个人消费品实行分配的指导原则上,在制定有关按劳分配的方案以及实施这些方案的具体办法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在这里说的没有很好地解决,不是说没有成绩,要说成绩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说出许多来的。我更不是说没有在这方面作出努力,要说努力,那应该说的话就更多了。我只是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一点我想大家也都是同意的。所以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的其他同志提出要召开按劳分配讨论会时我是很同意的。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开会来研究了,应该聚一聚,谈一谈。听说到会的情况特别踊跃,这也说明召开这个会议的必要。     

社会问题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关切——读阎耀军《超越危机：社会稳定的量度与社会预警》一书有感

《超越危机:社会稳定的量度与社会预警》是一部从社会计量学的角度,专门研究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的建构,并运用其进行社会预警的书。这是一部很有创新价值的著作。这部著作,就学术理论价值而言,对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的研究是深入而独到的;就现实应用价值而言,对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其评估与监测功能,肯定很有帮助。现在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本书中提出的社会预警问题。建立社会预警监测体系这个概念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学者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印象很深的是,每当…     

健全法律制度的两个界限问题

我认为针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修宪时要注意两个界限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探讨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来私有财产的保护不是个新问题，是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探讨多年的问题，那我们把它作为新问题来探讨有我们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前提是不能动摇的，如果离开了这一条，我们完全可以照搬西方的一系列法     

也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与吴文治同志商榷

读了吴文治同志《略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很受启发。我很赞成吴文治同志的提议,应该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这对提高文学史和古代文论的研究水平是有益的。吴文治同志文章中的观点,有些我是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不大同意,现在提出来和吴文治同志商榷,并就正于广大读者。一、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特征问题。吴文治同志认为不能用恩格斯给哈克奈斯信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来概括一切时代、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提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真实地准确地描写实际生活来反映现实”,这个原则我是基本同意的。我补充一点意见即:现实主义不仅要真实地反映现     

在认识论范围内矛盾的主次地位可以转化

认为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相互转化,不是普遍适用的规律,应予“修改”和“补充”。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不存在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转化问题。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 恩格斯在谈哲学基本问题时,从两个不同的意义和角度来说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从本体论方面来看,在宇宙本源这个范围内,物质和精神确实不存在主次地位相互转化的问题。从认识论范围来     

需求和社会必要劳动与市场价值

需求是否也是参预决定市场价值的一个因素?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是怎样的涵义?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统一决定市场价值,这样提法对不对?本文试图对这几个问题提供尽可能简要而十分明确的答案。这些问题,笔者曾经与一些同志进行过争论。现在看来,与我争论的同志,在其论著中力图强调:“供求关系是社会价值确立方法的前提”。这是正确的,在阐述马克思价值理论和一些重要思想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我过去是认识不足的。主要是由于当时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搞清楚,所以,虽然现在看来,我过去的论点和论据,基本上依然可以成立,但确实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以致使卫兴华同志对我的文章得出这样的印象:“他对经典著作的某些论点的解释,完全背离了原意。他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也未弄清楚,甚至把我所反对的观点,当作是我所主张的观点”。“宋承先同志用了一页的篇幅转述我的基本论点,但不切原意”。本文主要是根据我近年来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环绕争论中涉及的少数关键问题,阐述我的看法,尽可能避免占用篇幅再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东西。但看来最好还是先在这里说明一点:我过去和现在认为值得商榷的是卫兴华同志的如下论点:“如果供求关系产生了异常的不平衡现象,……那么,商品的社会价值就可以不由平均条件的劳动耗费即平均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劣等条件或优等条件的个别价值来决定了”。我过去和现在的论点很简单:(1)市场价值(即社会价值)这个范畴本身的涵义或定义,就是指的是,供求平衡时会有的成交价格。(2)供求不平衡,不管“只是一般的不平衡”还是“异常的不平衡”所决定的成交价格,即使这个成交价格恰好等于劣等条件或优等条件下的个别价值,这种由供求异常不平衡所决定的成交价格,不能认为是市场价值(即社会价值),而应该认为是与市场价值偏离的市场价格。这两点本来似乎应该是很难引起什么不同的看法的,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很大的纷歧。所以,后面的行文,着重点在于说明之所以产生纷歧的主要根源,即如何理解大家都引证的马克思有关论述的含义。     

沈阳寿险模式很可贵

沈阳寿险模式很可贵赵履宽不久前，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位同志到沈阳了解困难企业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得知沈阳实行人寿保险公司这个新体制，我一下子就有个想法，这是我多年寻找的社会保障的一个模式。我在１９８４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开始写了一本书《劳动社会学》...     

关于边疆开发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意见在甘肃省社会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我很高兴,这次来正好碰上甘肃省社会学会的成立,当然,这也是你们的有意安排。首先让我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向大会祝贺! 我想到西北来,时间已经很久了。可是一直都没来得了,这还是第一次。不只是甘肃,陕西、青海我都没有去过,我们国家这么重要的一块地方,我一直没有机会来看一看,这是很遗憾的!现在虽然七十几岁了才到这儿来,但心里却是很愉快的。去年耀邦同志提出种草种树,全国人民都很拥护。今后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中心要转移到西北来,而种草种树是开发我们西北的第一步。去年中国民主同盟派出了一个专家小组,来调查这个地区种草种树情况,建议让我们智力支援边疆。我去年没能来,今年总算来了,同我一起来的同志中有搞水土的、有搞牧草的、有搞畜牧的,有搞昆虫     

脑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问题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脑力劳动者。但是,对脑力劳动者实行“按劳分配”,首先要弄清脑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这个基础理论问题,即脑力劳动者是否创造价值?怎么看待脑力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 脑力劳动者是否创造价值?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应该有疑义的。然而很遗憾,在我们这里过去确实是成为问题的。不是有许多同志在十年内乱中听信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话,真的以为知识分子是体力劳动者养活的,所以动不动就说知识分子没有良心吗?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对抗问题再探讨

最近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个颇有探讨价值的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基本不适合”的情况;可能向对抗方面转化。笔者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一定条件下的对抗问题是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个崭新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是不利的,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更是     

对城镇集体所有制问题的几点看法

近几年来在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方面争论的问题是不少的。为了深入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一面介绍一点情况,一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第一个问题:集体所有制的特点是什么? 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这个问题都已解决了,实际上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同志说集体所有制的特点有三条,有的说五条、六条。当然说几条都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是否把握了它的基本点。我记得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时,有的同志把只向国家纳税、不上缴利润作为集体所有制的一个特点,当时我就有点异议。这个观点在当时来看确乎有点道理,符合实际,但是随着全民所有制企业推行以税代利的改革以后,这个观点自然就不一定能够成立了。当然,持这个观点的同志也可以用全民所有制企业现在所缴的税实际上还是利     

怎样理解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认识能不能走到实践的前面指导实践、产品的创制者可以不可以先有产品的观念然后制出产品,这个问题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重要问题,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言听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中早已有了明确的解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理解还很不一致。一些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认为它是符合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另一些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认为它是违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究竟哪种同答对呢?我觉得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应共命运——《唯物论的命运》读后

杨献珍同志的《唯物论的命运》是答复我的《辩证法的命运》的;《辩证法的命运》又是我答复近年来杨献珍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对艾思奇同志和我的批评的。有一个读者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写信对我说,他现在担心起“哲学论争的命运”来了。他的意思是:杨献珍同志并没有针对我的问题作出答复。这使我想到,我也不应该回避杨献珍同志对我的批评。本来,“唯物论的命运”是应当和“辩证法的命运”一致的:辩证法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失败而不会意味着唯物论的失败;唯物论只有和辩证法携手前进,才能真正战胜唯心论。这是哲学史证明了的真理。现在,为什么唯物论的命运和辩证法的命运冲突起来了呢?这里面总有值得探究之处。本文首先从学术角度同杨献珍同志讨论;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既然杨献珍同志坚持他的批评,我也准备在后面答复。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杨献珍同志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