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不同制度安排下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决策过程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促进企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有助于在短期内推动环境保护,尤其是当政府承担起监管失职责任时更有利于增强环境保护。但从长期来看,加重对企业污染的处罚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并非有效之策,而加大对政府监管失职的处罚则具有积极效果。据此结论,相应地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关于切实做好漓江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

桂林是世界旅游名城,而漓江则是桂林的灵魂,因此加强对漓江的保护应引起更高的重视。一、对于整个漓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必须立法,必须制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明确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二、废止政出多门的现有漓江管理办法,组建独立于漓江流域各县区和各部门的独立管理机构,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依法全面履行漓江流域环境保护职能;三、全面启动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科学协调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达到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切实长效目的,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     

中国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度借鉴与设计

目前,中国面临流域水污染严峻的形势及水环境保护规划失效的现实问题,规划制度缺位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制度的成功经验,建立适应我国现实状况的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制度,显得必要而迫切.应从法规体系、实施机构、实施机制三个方面设计中国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制度,为制定和实施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提供保障.     

论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府际治理协调机制

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府际治理协调机制采取流域"公共能量场"、流域政府间电子治理以及流域政府间联盟等实现形式.较为一致的共性特点和优势是:强调流域政府间以及利益相关各方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确立起信任关系,流域政府间由此就可以更多采用协商手段来解决矛盾和冲突,进而更可以实现对流域水环境的合作治理.不过,府际治理机制亦存在着不足,实践中仍应考虑将其与中央政府主导的科层型协调机制有机结合以取得整体效应.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问题与应对方略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各级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成就,主要体现为:各级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认识逐步深化,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强;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各类社会事业发展迅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实现形式不断优化,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新进展.尽管如此,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还面临概念认知存在偏差、组织载体建设滞后、管理方法手段单一、政策法规很不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偏颇、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通过全面理解和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加强组织载体建设、丰富管理方法手段、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健全绩效考核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等措施来促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瓶颈制约与法制纾困方案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面临着“污染产品”合法化、污染行为“有量无质”、污染追责“有果无因”、生态产品“有市无价”等因素的制约。由农用化学品管理、农产品管理和县域政府管理构成的“三点支撑”方案可以打破这些制约因素。具体的法律措施包括加强农用化学品管理,将其生产者、销售者纳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责任者的范围,为其分配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制定行政法规、切实调整农产品管理思路,以环境友好型农产品品级认定的正激励效应抵消污染防治义务的负激励效应;有关立法从落实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出发优化县域政府管理,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生产整合为一项政务,使地方政府在充分掌握化肥、农药等潜在污染物信息的基础上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培育高品级农产品采取管理行动。     

论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

创新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体制,实现市场化运营是一个根本方向.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各市场主体(水资源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公司)承担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各项任务,采取政府(水资源国有资产公司)采购方式(招投标),将各种不同水资源污染与水环境保护项目分解招标或拍卖(承包)给市场主体,实行"治污权"出让.根据这种运营模式,国家一方面必须出台相应的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及时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流域环境保护中的中央地方关系

流域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节的重要领域.中央有义务规定流域统一的环保标准及其地方实施义务,并通过司法诉讼等机制让地方义务落到实处.由于地方选民是流域环境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所以流域环境保护首先要依靠地方选举制度的力量,让地方行政执法直接对当地选民负责,从源头上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在此基础上,中央通过行政和司法监督纠正流域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迫使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执法负责.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遏制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     

论加强政府公共关系

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的管理职能 ,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开展需要加强。提高认识 ,实行政务公开 ,建立电子政府 ,建设和完善社情民意的传播渠道 ,加大反腐败力度是当前加强政府公共关系的重要措施     

我国农业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污染生态环境;农膜污染、秸秆污染、集约化畜禽养殖污染;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沙漠化加剧.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提高公众农业生态意识;改革土地制度--明晰产权,实现土地的合理流转;利用环境经济手段,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做好生态标识工作,促进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和产品的采纳与生产;健全和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     

昌吉州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路径选择

草原生态环境恶化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总量控制与污染减排压力较大;重点行业和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环境监管能力不强;农村环境保护不得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利用资源;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对资源开发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强化重点区域、行业污染防治;加大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形成文明生活方式。     

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的立法完善

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立足于流域水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特点,从生态系统保护和自然修复视角出发,探讨流域管理立法。生态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正义理论是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中,有关自然保护区和湿地保护的高位阶立法缺位,洪泛区湿地生态保护和流域土壤板结防治等立法内容缺失,使洪水资源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流域水空间功能恢复等相关制度缺乏;经济手段如生态补偿机制运用不足,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等规定缺乏明确性和科学性。因此,我国应制定高位阶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完善缺失内容,建立相关制度,并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以及运用经济杠杆对违法行为人实施按期间制裁机制。     

论农村社区机制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在中国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多种污染与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不仅影响近9亿农村人口的生活,而且威胁到他们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农村环境污染以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为主,而且污染源和污染主体分散零落,政府环保部门实施监管,既不现实也不经济。通过调动中国农村社区机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成为群众共同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未来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选择。     

广东跨政区环境合作治理的组织创新与信息保障

近年来,广东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但环境压力仍然很大,跨政区污染事故和纠纷时有发生,其中跨界河流的水质污染尤为突出。跨政区环境管理问题涉及面广,处理困难,有必要建立权威性的机构和完善的信息平台。在组织创新方面,主要是恢复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作为广东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最高协调与决策机构;完善环境协作治理联席会议,即建立和完善政府部门间联席会议、珠三角环境治理联席会议、主要流域环境治理联席会议、跨省环境治理联席会议,以及其他专门事务联席会议等。在信息保障方面,建立环境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建立环境治理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完善环境信息通报制度。     

农村水环境保护:监管困境及新行动策略建构

随着农村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水环境却出现了"边治理、边衰退"和监管乏力的尴尬局面,水环境保护陷入诸多实践困境.原有体制下水环境保护的行动策略日渐式微,农村水环境保护急需构建适应基层社会管理转型的新行动策略.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农户)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水环境保护新行动策略将是农村水环境保护走出实践困境的必然选择,体现着农村水环境保护新行动策略"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新经济地理学视域下区际污染、生态治理及补偿

本文利用经济要素空间作用力的均衡机制,探讨了污染外部性条件下的市场失灵、区际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政策。研究表明,当污染与交易成本都很低时,在很低的概率下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当污染很小且交易成本很大时,政府陷入干预的盲区;在更普遍情形下污染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因为政府治理市场失灵会引起区域间利益重置,所以需要通过区际生态补偿来保证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往往会导致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治理污染、区际生态环境保护与要素最优配置目标上具有同一性,从而只要能够突破财政约束,中央政府就会不遗余力地推进区际生态补偿政策。     

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是政府职能的重心;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中心问题。本文拟就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为什么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外部条件等问题作一些探讨。一、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是其自身职能主次易位的转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对“七·五”计划的建议精神,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应包括四个方面:即由微观控制为主转变为宏观调节为主;由运用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由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变为指导性计划为主;由纵向管理为主转变为横向协调为主。转变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解决好政府如何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的问题。促使政府     

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转变政府职能

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是不同的.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在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必须确保政府的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到位.明确职能转变的目标、加大对社会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坚持依法行政和责任行政,是保障政府职能转变和履行到位的基础条件.     

试论赣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赣江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流域生态补偿已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一些省份如浙江、江苏、福建等已进行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这为赣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借鉴。赣江水环境保护可通过地方立法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内容,同时确立激励制度、监督制度和保障制度,以实现流域生态补偿的长效性。     

我国文化建设中的地方政府职能分解与重构——基于治理范式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存在全能、＂碎片化＂、失衡并存的缺陷,基于治理的分析视界,我国地方政府文化建设职能必须进行适当分解与重构：地方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出让部分文化管理职能给市场和社会、厘清党政文化职能,建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有效整合地方政府内部分散的文化行政职能;重点加强地方政府关于文化建设的安全保障、宏观调控、监管、服务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