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的“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障碍.文章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由来、特征以及几次破除二元结构体制的实践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仍然是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我国严格户籍制度的执行,具有城乡不平等性和社会区隔等特点.在严格区分的城乡户籍制度管理下,国家土地制度、财政支出等都呈现出城乡不平等.因此,文章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三个方面提出破除二元结构体制的政策建议.     

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民市场主体权益保护

城乡二元管理结构的形成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产物,要解决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就必须在广大乡村地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彻底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农民市场经济权益的不完全、不平等、受限制和被夸大状态。为此,在立法中必须注意坚持有保护的平等原则,赋予农民公平的市场主体权利和义务。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贫困,而且在权利享有上相对贫困。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造成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忽视和对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救济不力的社会制度根源,而且是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和农民维权组织失声的重要因素。消除农民权利贫困,使农民权利脱贫,既是农民脱贫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社会权的实现

社会权的意义在于使每个人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农民相对于市民处于弱势的地位,由此造成了二者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的不平等,并导致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最终是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实现整个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只有实现农民社会权,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论和谐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农民社会保障权

保护农民社会保障权既是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更是促进农民主体性发展的基本保障.然而,包括农民养老保险在内的农民社会保障权保护存在严重阙失,原因主要是二元体制的恶果.以和谐和发展为视角对农民社会保障权进行审视,完善立法、组织保障,强化法律救济,加强政府责任意识和农民维权意识当是必然选择.     

宪法物质帮助权的救济研究

分析指出,物质帮助权是公民基于生存权而享有的重要宪法权利,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对处于生存困境的公民提供物质保障。物质帮助权的最终实现取决于是否具有完善的救济途径,我国目前公民物质帮助权的救济存在一定问题,应当从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对物质帮助权的救济途径进行完善,推动公民物质帮助权的保障和发展。     

论物质帮助权的实现

对物质帮助权在东西方的实现进行分析对比,以探索物质帮助权实现的制度架构,论述了我国在物质帮助权的实现方面存有的不足,包括作为宪法权利的缺失、司法救济的缺乏及理论研究上的滞后,并提出了相对的解决方案,指出需要从完善立法、推进司法救济和提升理论研究等方面予以完善和发展。     

城乡二元体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特有的一套综合性社会制度,由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演变而来.城乡二元体制有效推进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及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城乡二元体制是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成都市以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案例分析,表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人口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助于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最后,针对成都在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提出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农民权利与社会公正

在当代农民问题已凸现为农民权利问题,即由于农民权利受损而导致对农民的不公正的国民待遇进而严重损害社会公正,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农民权利受损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特色工业化路径以及与此相关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结果。本文在探讨农民因权利受损而受到各方面不公正对待之后,进而寻找能够体现、保障权利义务分配公平的制度、政策,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措施在于解放农民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的最终形式,制约中国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二元社会体制对农民的束缚。实践证明,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革使农民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文章认为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每次跨越式发展其本质都是在解放农民过程中释放的能量。科学发展观和城乡统筹的提出为农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的农民问题不能在农业内部解决,也不能局限在农村解决,在城乡一体化层面上赋予农民自主权和平等的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