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骨，孩子气

1928年，31岁的罗家伦被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上任后，任人唯才的罗家伦通过提高教师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在全国范围广纳贤良，不拘一格用人才。他说：“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身体力行的罗家伦亲自招募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并言语诚恳地让陈寅恪、金岳霖、赵元任等大师留任。     

有爱不觉天涯远

正男人爱一个女人往往从怜爱开始,而女人爱上男人,则大多源于崇拜。张维桢爱上相貌平平的罗家伦,就是出于对青年才子的崇拜。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弄潮儿,声名赫赫的学生领袖。他亲笔起草的著名的《北京学界全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对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再认识

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地"边缘化"的"尘封"死角,长期被"冷落".一个曾经被"民主斗士"闻一多"经典性"地政治批判为"靠五四运动起家"而"最后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的罗家伦,政治上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然而,"穿过历史的迷雾",努力破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在罗家伦历史评价方面的"标签化"、"符号化"的历史偏见,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对罗家伦的生平与思想给予新的阐释,仍然颇有价值且富有典型意义.     

罗家伦的青年教育观初探

罗家伦的青年教育观虽然是在国内外求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却是在任职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期间陆续阐发、并不断完善的。其宗旨与目标,是通过大学"完备"的教育,也是他教育观中的主体内容,则是对青年学生实施"理想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人格教育、体格教育",以期造就出健全的体魄、注意理性、关心人类情感、有着合理知识结构、追求和谐完美的大批优秀青年。其中很大程度上寄托了罗家伦自己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及忧国情怀。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对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再认识

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地“边缘化”的“尘封”死角，长期被“冷落”。一个曾经被“民主斗士”闻一多“经典性”地政治批判为“靠五四运动起家”而“最后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的罗家伦，政治上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然而，“穿过历史的迷雾”，努力破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在罗家伦历史评价方面的“标签化”、“符号化”的历史偏见，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对罗家伦的生平与思想给予新的阐释，仍然颇有价值且富有典型意义。     

大学改革的理想与困境——罗家伦整理整顿清华大学的前前后后(1928—1930)

罗家伦是近代以来堪称教育家的大学校长,他于1928年8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5月辞职离开学校。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罗家伦对清华大学大刀阔斧加以改造,实施了诸多改革措施,为这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但是,以革命者的姿态来清华上任的罗家伦,自始就与这所学校有着极强的内在张力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管制教育与大学自治发展之间的冲突;二是其办学理想、治理理念与清华大学的传统有着很大的矛盾;三是其个性与清华的传统也格格不入。正是这些张力与矛盾在改革中逐渐暴露乃至激化,导致罗家伦最终辞职离校。大学改革与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期冀以革命的手段改革大学,难以收到成效。究其根本,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是在与政治有着缠绕不清的关系中展开的,这就决定了每一位大学校长改革大学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大学改革与治理的理论视角,将罗家伦作为大学教育改革家,置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改革发展运动中来考察,分析其改革的条件、理念和路径、改革过程中遭遇到的问题处置,以及作为大学改革者的个性品质等因素对改革成败得失的影响,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     

辜鸿铭离开北大之谜

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个人恩怨：＂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     

洪堡的大学理念对我国现当代教育家的影响

阐述了洪堡的大学理念，其大学的任务是教学和科研，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分析了蔡元培、罗家伦、傅斯年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育理论和主张，论述了洪堡的大学理念对我国现当代教育家的影响。     

近代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思想基础——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

五四运动之后,面对多元庞杂、冲突激烈的思想潮流,越来越多的青年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青年认同“社会全面改造”思想,并认识到全面改造中国社会要从经济制度改造入手,要依靠民众的力量；青年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本质有了清醒认识,并对假共和体制下军阀混战的局面深感失望；青年救国的各种艰辛探索均以失败告终,使青年开始了解苏俄的建设成就并向往社会主义,进而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为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偏才遇贵人

1917年，罗家伦想修外文，投考北京大学文科，恰逢胡适判阅其作文试卷。胡适毫不犹豫地打了满分，并向学校招生委员会荐才。校委们查看罗家伦的成绩单后，大吃一惊。原来，他的数学成绩竟是零分，其他各科分数也平平。在取还是弃的争论之中，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破格录取罗家伦。     

诗人气质与青春气象--论五四时期的王统照

诗人气质与青春气象,是王统照五四时期最鲜明的精神特征.受惠于五四,他走向了平民,获得了民主、平等的意识,人道、博爱的胸怀;受惠于五四,他广泛地吸纳了世界文艺思潮,涵育出宽容、开放的艺术精神及现代意义的个性气质,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作品风貌.其中,纤细迷惘的"情绪化"的对人生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是五四诗人型作家王统照的本色,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种文学现象.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五四时期张竞生的妇女问题思想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家群体中,张竞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人。他留学法国8年,广泛研究多种学科的理论,形成比较系统的关于社会改良的思想,其中主要包括妇女解放、节制生育、优生优育、性教育、婚姻家庭改革、妇女平等经济权等方面。这些思想是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社会进步途径的努力的一个方面,对于推进妇女解放、对于社会变迁和文化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赵树理与现代人性问题

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 ,但是他不是通常说的通俗作家 ,他的书也不是民间文学。他的作品中具备了五四精神 ,是五四精神结出的硕果。仅从最具五四时代特点的“现代人性改造问题”论题入手 ,分析了五四以来各时代问题小说各自不同的表现重点 ,认为赵树理也是致力于人性健全建设的 ,他表现的是农民的人性变化史 ;表现的是个性主义精神在农民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赵树理写农民意识觉醒比较着重于通过外因激起人物内心的变化 ,从而塑造一大批有血有肉的农村人物。     

五四时期张竞生关于性文化的主张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家群体中,张竞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留学法国8年,广泛研究多种学科的理论,形成比较系统的关于性文化的思想,其中主要包括节制生育、优生优育、性教育等方面。这些思想是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社会进步途径的一个方面,对于社会变迁和文化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期间,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前期缺乏对运动的关注;“五四”期间认同了“廓清愚昧,启迪理智”的运动宗旨;“五四”以后关注运动并对运动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孙中山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去,更多的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分析、评判新文化运动。     

鲁迅和"五四"散论

鲁迅是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他对五四运动的似乎冷淡的态度代表了五四运动中一种更深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五四时期以至离京南下前所作的小说杂文,丝毫不曾偏离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启蒙主义的宗旨.对一度颇为时髦的工读主义和新村运动,革命派的鲁迅和改良派的胡适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致.     

何震妇女经济独立思想及其意义

何震认为妇女应当经济独立,通过自己的双手来解放自己。其妇女经济独立思想在为妇女争取经济自主权奠定思想基础的同时,也对五四运动,乃至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文章以何震的妇女经济独立思想为核心,着重论述其思想内涵以及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浅论瞿秋白的创新精神

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他心系祖国前途,放眼世界,努力适应世界潮流,以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为创造新社会,积极开拓创新.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