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实现？——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对塑造我国社会发展新局面以及为国家发展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主体—资源”视角，基于“地方政府—社会力量—资源条件”理论建构，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组态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发现：实现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地方政府对于政绩生产的追求，引起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模式可概括为控制—适应推进型、嵌入—问题促动型和标准—发展优化型。深刻洞察创新背后的推动因素，为促进和推广社会基层治理创新提出实践启示，叙写中国故事与中国理论。     

论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规制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通过管理、协商、合作或自治等方式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或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包括社区成员、社区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它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应建立和改进有关社区治理合作机制,丰富社区治理规范内容和优化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对社区治理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规制以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目标。     

“三元治理”激发社区活力--访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区长王焕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突出了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如何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成为各地基层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在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验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典型示范区,一些有借鉴意义的创新方案也相继出台。本刊记者为此专访了河北、辽宁、上海、广东、湖南、四川等地7个区的相关负责人。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软法视阈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以厦门市院前社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因素被嵌入乡土社会,加剧了乡村传统社会的解构。乡村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乡村社区治理已成为重要的议题。软法能够整合传统因素并与现代因素对接从而消解社会巨变带来的“断裂”。通过对厦门市院前社区治理实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院前社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软法视阈下,院前社区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参与机制、协商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机制。在院前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抵牾、文化认同与利益分化相冲突、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不协调等困境。如何做好村规民约与政府法律的耦合、公共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内洽、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链接,是使社区治理达致善治的关键。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区基层民主形式的创新——基于公民参与的视角

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研究社区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我们发现各具特点的选举民主、自治民主、协商民主等都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中得到真实体现。基层民主形式的创新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与公民参与自下而上增权的良性互动。城市社区基层民主形式的实践不存在对与错的价值判断,只是在探索过程中的初步经验积累,我们应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其差异化的发展。     

社区治理背景下社区教育创新模式探索

社区治理越来越重要。本文以社区治理为背景研究社区教育,在厘清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剖析当下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试图找到社区教育的创新模式,以更好地服务社区群众,通过开展社区教育服务,将社区内外的资源充分结合,提升资源整体利用率,使社区的建设形式和服务得到完善,使社区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及可持续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专题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国家治理时代。国家治理的重心落在城乡社区。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治理创新,中央及各级政府都加快了社区治理体制的改革步伐,积极探索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其中包括从纵向理顺街居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为社区减负,强化社区自治功能等;从横向整合资源,培育社会组织,探索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利用信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转型期完善社区治理与协动机制的再探讨

伴随着社区“硬件体系”的日臻完善,社区软件支持体系建设开始提上议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通过社区治理结构的改革,改善社区工作基础,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社区治理模式,逐步实现政府调控与社会协调相互联动的机制、使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功能互补、政府管理资源与社会协同动力良性互动的新社区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多元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组织关系重构

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基层自治,是当今城市管理的“基调”。而政府在退出社区事务前,必须理顺社区的管理体制,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要理顺目前社区内各个组织的关系。就深圳而言,目前社区内主要有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工作站、物业管理公司等五个组织,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小区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社区的总体发展路径。目前社区治理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社区党组织建设相对薄弱,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社区居委会由于承担了过多的行政事务,背离了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业主委员会在社区自治…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综述

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单位制理论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社区治理结构模式、社区组织网络中的重要关系等方面。围绕社区治理结构,学术界提出三类模式,即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自治型治理模式、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近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初探——基于社区结构视角的分析

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体系,其实质是民主理念的一个新的、更为完善的承载形式,有利于基层民主的落实和深化。但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角色划分不够清晰、政治文化观念滞后、非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受到资金与能力的双重限制、以及营利性组织的运行目标和村民目标不一致的情形,已经并将对农村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的完善,是目前有利于农村社区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