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语境中民国史小说创作论

市场经济对民国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消除了作家与普通大众的差别,作家只能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从而发现了民国时代稳固、久远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延续性,即宗法组织、亲情伦理、封建等级等传统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的渗透与影响。另一方面市场规则的运作也使民国史小说强化了色情、暴力与神秘等内容,从而构成了另一种限制。     

论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小说

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抛却展现社会风貌和历史图式的固定层次,而专注于展示与传递个体的存在状态:人是被历史拨弄的无能为力的对象。这样作家就把历史感作为一种纯粹的修辞手段,纳入自己的整个艺术框架,从而使民国时代在小说中的出现变成了一个美学上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也使民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特质从文本中悄然隐退。     

论20世纪女作家的历史女性叙事

五四以来女作家走进了历史女性叙事的行列,打破了男性独霸历史叙事的局面,女性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不仅使女性群体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权力,而且也构成了对男权话语的挑战、修正、颠覆、补充。在这百年中,女作家对历史女性的叙述与阐释也受社会风潮、时代话语的规约,但是,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自我主体的探索始终是女作家历史叙事的中心。     

中国当代小说中民国叙事的语境、演变、局限

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模式解构的极致与限度--论新历史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

西方当代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历史行程的延展性与几度的迂回性、作家自身的独特经历促使新一代作家抛弃既有历史观、文学观,完全颠覆民国叙事的经典模式打破阶级界线、释放个人欲望、强调偶然不测,并用种种形式探索来显示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创作了一批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但解构的偏执,使他们的历史言说局限于"前文本"的固有层次,最终未能表达出对民国时代的个性化理解.     

英雄话语的纯粹与迷失--论"文革"期间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

"文革"时期的民国叙事小说向"样板戏"模式看齐,为塑造完美的英雄人物剔除了一切有碍主题的杂质:民国时代含混复杂的社会状况、人生应有的无法言传的况味、个人的生理情感需要,由此形成了特定的英雄话语。这种纯粹的英雄话语因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而打破了"仿真"局面,造成了叙事目的全面失效,同时也使民国时代的内在精神彻底迷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叙事建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做到“深”“细”“实”“活”,将宏大的国家话语进行“降维法”实践与应用,突出人民群众在推动民族历史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小叙事作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突破口,弥合政府叙事的风格单一性、概念抽象性、宣传垂直性的缺漏。要贯通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小叙事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宏大叙事,促使大众通过日常叙事主动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热情,使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相得益彰。在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循环互构中,确证与阐释中国特色发展的成效和道路优势。在故事的书写、传阅和共议中加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和责任承担,最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自觉自强的行动实践。     

乡土乌托邦的复归与迷失——张炜、阎连科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张炜与阎连科都通过写作思考传统乡土遭遇现代性这一问题。张炜采用了重建乌托邦的叙事策略,他试图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道德乌托邦;阎连科则采用了解构乌托邦的叙事策略,演绎了乡土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虽然二人使用的叙事策略不同,但本质上二人都陷入了一种简化操作、自我复制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令传统乡土与现代性关系的书写沦为顺应大众想象、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消费生产,反映出知识分子型作家在乡土文学创作过程中把握自我定位的巨大难度。     

革命星空的覆盖与存留--论十七年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

新中国的建立,确认了民国时代的基词与中心,并决定了当时作家书写民国时代的目的,而“史传”、“诗骚”的小说传统则为此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资源,十七年小说最终建立了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成的形象化历史图象,并借助超空间隐形叙述制造出历史客观化的阅读效果,从而使民国时代覆盖在革命的星空下。其中独特个人记忆的存留保证了小说的最低限度的审美意蕴。     

景观、风物与怀旧式想象——论南京民国城市影像的当代塑造

曾是民国首都的南京,是海峡两岸有关国族记忆的共同还原点,更是中华民族近现代深重灾难的象征。当代华语电影中的民国南京影像,可分为辛亥革命、抗战及国共内战等历史视阈中的民国首府南京、"南京大屠杀"历史背景下的"人间地狱"南京,以及淡化历史背景、追忆民国风情的"怀旧"式南京。在这些影像中,宏大的民国城市景观带过了具体的市民生活,风物展示的本土民俗性掩盖了民国都市的现代性,基于民国风韵的怀旧式想象遮蔽了城市影像的民族主体性。究其原因,在民国南京的"记忆治理"机制中,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宏大历史叙事和追求历史细节真实的"国难叙事",限制了民国南京影像的表现空间和其得以承载的话语蕴藉,使得南京城市影像在银幕中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和表现性。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犯罪目的实现说”否定论

作为犯罪既遂判断标准的学说，“犯罪目的实现说”不仅使犯罪既遂的判断偏离正确的方向，使犯罪既遂的认定呈现浓厚的主观色彩，而且不当地缩小犯罪未遂的成立范围。对“犯罪目的实现说”应予以否定评价。     

论羁押场所死因调查制度

欠缺具体调查程序等诸多缺陷,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独立调查模式和大陆法系附属调查模式,完善我国相对独立的调查模式,具体可以从确立检察机关的统一调查权、确立强制调查原则、强化调查手段、增设羁押主体的配合义务、扩大死者家属的参与权、明确调查结论的内容、限定调查结论的效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增强竞争力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迫切任务 ,其中企业伦理建设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本文围绕现代管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伦理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性进行分析 ,并就如何应用企业管理的伦理性来规范和提升管理行为提出一些建议 ,力求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借鉴。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应用意识流手法的艺术尺度

意识流手法是描写人物心理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方式,在当今小说创作中仍被广泛应用着。但是,任何表现手法,只能适应特定的生活内容;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就会陷入滥用与玩弄技巧的歧途。文章试就应用意识流的艺术尺度加以界定,以便更恰当地对其运用。     

论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对1963年《东京公约》的修订

鉴于对航空器安全及机上人员财产安全的关切和对遏止机上非循规与扰乱行为的关注,经数年努力,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即《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2014年4月在国际民航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上审议通过。该议定书在适用范围规则、刑事管辖权规则与飞行安保员规则等三方面对《东京公约》作出重要变更,其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对议定书与《东京公约》的对比分析和对议定书约文本身的详细考察均显示,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几项主要修订尚欠成熟,且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与缺陷,势必影响其目的的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修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其生效前景也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