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打击报复证人罪的根基

打击报复证人罪不完全属于单靠国家意志推动就能设立的罪名,其设立还具有坚实的自然根基和社会根基。目前打击报复证人罪的司法适用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些根基延伸出的逻辑和经验,导致罪名适用出现刑罚轻重失衡、保护法益和对象出现不当扩张,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为确保个案办理时国家意志与国民欲求能够在感性认识层面形成共识,当前打击报复证人罪的司法适用可适当增强严厉程度,同时不宜扩张至诉讼范畴之外。     

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罪有关问题探讨

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罪见诸于刑法规定，对会计事务有积极影响。法律实践当中需要正确地理解与适用该规定，并加以发展完善。     

对出售假币罪有关问题的探讨——从一个案例来看出售假币罪的罪数形态

出售假币罪，是刑法货币犯罪中比较严厉的一个罪名，这种犯罪行为的存在严重扰乱了国家经济交易秩序，也侵害了货币的真实性的公共信用。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出罪路径研究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是实践中发生频率最高的寻衅滋事罪类型,但该罪在适用过程中往往因缺乏明确的规范而广受争议。通过细化该罪所保护的法益,明确刑法条文中“随意”“情节恶劣”具有价值判断的词语,提高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纠正司法实践中对寻衅滋事罪的曲解,否定该罪的补充性,减少实践中的客观归罪现象,对符合出罪要求的行为做出罪处理,降低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试论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罪是一种多发性刑事犯罪,具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对其加大打击力度,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对该罪的认识。本文就其主要方面,即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和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进行深入的探讨。     

论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对象

市场体系不同 ,非法经营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也就不尽一致。非法经营罪的对象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行许可经营或禁止买卖的物 ,而不是限制买卖的物品。这一新的界定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甄别非法经营罪与其他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中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现行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中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在刑事诉讼法中存在规定保护的义务主体有缺陷;侧重保护人身安全,却忽视了对证人及其亲属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缺乏实际可操作条款等问题。刑法不但在保护对象上与刑事诉讼法相脱节且无法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对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应当进行重新构建,尤其是要扩大刑事证人保护的主体、保护的范围和拓展刑事证人保护措施。对涉嫌打击报复证人犯罪又触及其他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择一重罪从重"原则处理。对证人的事前保护比事后保护更重要。建议尽快建立保护证人细化规则体系。     

论教唆行为之犯罪预备性——对教唆行为犯罪实行行为性之否定

从教唆行为本身的构造来看，教唆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选择一定的教唆对象和教唆行为方式，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说了什么或是表达了什么．这种选择教唆对象、制造犯罪人的行为．是为了有效地实施犯罪而制造条件的预备行为。同一般犯罪预备行为不同的是，教唆行为一经实施，便开启了一个独立且失控的因果发展流程．制造了一个不受教唆者所控制的侵害法益的危险。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新增的一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在罪名、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客观方面及罪数形态、罪的界限及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方面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而且在司法层面上也未能澄清一些疑惑,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无疑对于打击利用他人进行乞讨等犯罪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单位犯罪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单位犯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大,也比较复杂的犯罪。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单位犯罪日益严重,已成为国家公害,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本文从单位犯罪的产生原因、构成、刑法适用和对单位犯罪的治理几方面做以探究。     

试论儒家文化对原始复仇观念的强化

针对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领域,复仇这种普遍存在的原始心态尽管与法律有巨大冲突却始终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扬的情况,分析了复仇和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说明儒家思想对早已存在的原始复仇观念起到了强化的作用,而对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复仇大力赞扬也说明了中国古代复仇文化具有非人性的一面。     

论串通投标罪

介绍了串通投标罪的主、客体特征,界定了衡量串通投标罪罪与非罪的标准,为今后进一步认识研究“串通投标罪”做了有益的尝试,也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     

刑事诉讼客体新探

我国目前关于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几种主要观点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通过对刑事诉讼客体的定义、语源的分析和运用诉讼目的、诉讼结构和诉讼行为等理论对刑事诉讼客体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刑事诉讼客体就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和应当适用的实体法、程序法。刑事诉讼客体具有多方面的特征。      

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的思考

为从法理上探讨刑事被害人的经济困境，运用价值分析和类比分析方法，对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进行分析，并对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论证。分析认为，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在解决刑事被害人经济困境问题上作用不大，但只要对其稍作改造，则可以发挥大的作用。同时认为，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坚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和方便刑事被害人的原则。     

刑事证人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学术界长期认为,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据此,证人是第三人、自然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我国证人理论中可取之处。然而,对于什么是案件情况,证人了解的案件情况有没有时间标准,证人能否适用回避,如何界定证人的资格,警察能否作为证人等诸多问题,在我国司法实务界以及学术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证人的界定存在诸多模糊认识。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是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      

刑事证人拒证的三大立法根源评析

在刑事审判中,证人拒证现象的普遍存在,对庭审制度的改革与司法公正的实现构成极大的威胁。证人拒证的根本原因在于刑事立法存在三大缺陷:证人作证的立法数量匮乏;证人作证的立法属性矛盾;证人作证的立法内容违背法理。在立法中补强证人作证的有关制度是解决拒证的关键,为此,必须强化证据学理论的研究,树立科学的诉讼理念。     

论刑事拒绝作证特权中的利益衡量

拒绝作证作为一项特权,是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情、追求实体真实的需要和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法律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协调。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拒绝作证恃权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行为刑法危机与人格刑法构想

行为刑法已经出现危机,表现为犯罪圈不断扩大、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刑罚效能低下、重新犯罪率不断提高等。危机原因在于理论根基不牢、不考虑犯罪人格。应将单一犯罪行为本位的行为刑法,逐步转向以犯罪人为规制对象,以犯罪危险性人格为核心的人格刑法。     

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及其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在我国初步建立。但当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立法、司法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完善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