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村劳动力迁移研究

从人口学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口结构快速转变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揭示了人口转变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出现的新变化,提出挖掘人口红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等建议,推动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有序合理迁移。     

中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转折点探讨--基于中日比较的视角

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基本变化。基于3个假设,借鉴日本城镇化水平、人口变动、经济转折点经验,结合中国城镇化未完成、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的实际,利用1990—2014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城镇就业人数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左右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在到达转折点之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能满足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同时政府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要把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及其经济学意义

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进行梳理和再认识,运用刘易斯转折点及发展含义分析了＂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并不证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放弃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劳动者同质的假设,利用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改造模型,根据农民工正处于代际交替及＂质＂的差异性明显的事实,构建了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该模型能同时解释＂民工潮＂和＂民工荒＂产生的原理,并证明了＂民工荒＂是现行工资未达到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所致。结论是：中国不仅尚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甚至未达到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仍然处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还有较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用工荒＂是现行工资低于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的结果,因此提高农民工工资是解决＂用工荒＂的根本途径。     

刘易斯拐点与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基于DEA非参数估计方法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中国第一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分离各生产要素对第一产业的贡献值来探讨中国城乡人口流动问题。测算结果表明:返乡浪潮的出现解释了城市"用工荒"现象;1963-1975年的人口增长率为24.72‰,由此预测,这部分劳动力在2013-2031年陆续返乡,可能会造成更大程度的城市"用工荒",并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造成影响。     

“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测定及其实现跨越的路径

"刘易斯转折区间"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笔者首先界定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并对其进行了测定,得出我国已于2002年左右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将于2025年左右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在这期间,2009年左右,我国将进入一个全面加速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阶段,2015年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的路径。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经济神话；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为此，本文尝试引入“泰坦尼克定律”，并以此为向导，深入剖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相关表征及其成因；并沿此解释框架，探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规避路径，希冀对当前“风险社会学说”提供新的借鉴价值和思维模式。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

本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认为全会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展开奠定了思想前提;是当代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折点;是从僵化半僵化状态、封闭半封闭状态到改革创新、走向世界的转折点淡由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过渡的转折点;是当代中国由大乱走向大治的转折点;也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     

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

在过去的几年中,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日益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然而,关于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而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论。大多数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都建立在对总体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估计上。由于劳动力统计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这些争论很难调和。工资数据比就业数据更为准确。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该发现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民工荒”与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

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21世纪以来因两次“民工荒”所引发学术界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众多争议的主要原因。出现“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这一拐点,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不仅意味着我国已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向“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转型升级,同时也由此为我们带来诸多重要的结论和启示。“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对称造成的。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通过大力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来努力挖潜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要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党和政府应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引航助力。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再解构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刘易斯的经典文献为基础,探析其原生思想,是批判继承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从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模型构建两个方面去把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可以发现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采用市场与非市场经济并存的二元性结构的古典假设,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古典模型。     

准“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政府的机遇与挑战——关于“民工荒”问题分析

目前国内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在寻求解决该问题的同时也引起了各界对"刘易斯拐点"的热议。尽管很多学者对中国是否真的处于"刘易斯拐点"时代存在争议,但是很多学者还是建议中国为迎接"刘易斯拐点"时代的来临做好准备。因为,"刘易斯拐点"时代带给中国社会的不仅有挑战,同时也有机遇。所以政府要认真分析刘易斯时代的社会状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在跨越"刘易斯拐点"的同时,保障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中国劳动力成本合理转变分析

为探讨中国劳动力成本合理转变面临的问题,通过分析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人口红利效应的递减、劳动权益保护的落实等因素,劳动成本上升趋势已然出现,认为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市场机制发展等障碍,提出优化劳动密集型企业、改善就业环境、合理规制市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等政策建议。     

现代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於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     

论中国的二极经济及其影响──兼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析。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对二元经济模型在中国的变型作了分析，认为从６０—７０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结构已不是二元经济，而是二极经济，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二元经济模型开始在中国发生正面效应，但二极经济的原有影响依然存在。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刘易斯模型对中国经济作出分析。     

论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约束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约束在经济转轨期尤为重要。潜在总需求不等于现实总需求,总供给与有效供给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整个社会的现实总需求不可能超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有条件约束的。需求结构的低层次和供给的结构性缺陷,制约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宜昌案例分析

与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相对应的是个人主义、家族主义的生育文化.社会不仅有权"干预生育",而且要"优化生育".计划生育的历史转型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从控制型计划生育向诱导型计划生育转轨;从外生型计划生育向内生型计划生育转轨;从自在型计划生育向自觉型计划生育转轨;从愚昧型计划生育向知识型计划生育转轨.而"市场生育"概念,指的就是生育决策主要受市场力量的影响,是经过成本--效益核算的生育,因而是理性的生育.根据实地调查,宜昌市计划生育部门的主要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强化"即强化领导机制、强化知识传导和强化群众观念.宜昌之路是人口现代化超前于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典范,是生育现代化超前于人口现代化的一个典范.     

转轨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与治理

当前,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通货膨胀。1994年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上涨了22.3％。 转轨时期中的通货膨胀的多种因素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会造成结构性物价上涨。     

“刘易斯拐点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力探究——兼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学界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论颇多,有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还有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本身是个伪概念。在综述学者们观点的基础上,分析该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力,并指出"真假刘易斯拐点"不应成为争论的焦点。在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时期,应着力改善民生福祉,激励劳动者创新的积极性,进而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刘易斯二元发展模式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本文对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回顾了30多年来该模式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其理论和实际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它给了我们如下启示:我国经济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结构模式,处于费—拉尼斯模式的农业剩余短缺阶段;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必须改变“剪刀差”政策所造成的不利的工农业贸易关系;发展乡镇企业是缓解农业过剩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较为适当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