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儒佛辨研究

李二曲之学屡屡被认为“近禅”,但其本人却又是清初关学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二曲儒佛辨主要通过对“心”“理”、“体”“用”、“内”“外”、“静”“动”等哲学问题的诠释,展现其对儒佛差异的思考,其中虽然存在某些对佛教的误解,但恰恰反映了二曲对清初三教合流、王学冷落、儒学晦暗的学术现实及世风愈衰的社会实况的关注与忧虑。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初的“汉儒批法”及随后的“儒法合流”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其背后反映着封建大一统权力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客观要求,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重构。但作为统治策略的“儒法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天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问题,反而造成了“礼高于法”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秩序建构的缺陷,并影响到了随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索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中日文化关系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儒、佛思想在日本神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把焦点集中放在中国文化中的儒、佛思想传入日本之后 ,对日本神道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论述 ,指出日本神道的发展 ,在许多关键性阶段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传自中国大陆的儒、佛思想的刺激和影响 ,其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绝不应忽视。     

唐代游仙诗的世俗化及其成因

游仙诗反映了人之为人的超越维度 ,究实质包涵进入仙境和死亡再生两个命题。随着道教的产生 ,游仙诗逐渐走上世俗。其原因有三 :其一是社会巨变中唐社会风气的影响使游仙诗走向世俗。其二是六朝与仙小说的影响将遇仙世俗为遇艳。其三是受长生可致思想的影响 ,道教将获致长生世俗化为炼丹保命     

圣贤理想境界的共同特征

圣贤的不同理想境界,孕育着不同民族的理想、情操、信念、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影响着各自民族的发展与前景。古代圣贤理想境界的共同特征有四一日不可说,二日五分别,三日天人合一,四日修无所得。     

明代科道监察制度中预防职务犯罪的取向

为确保科道监察实效,明代统治者在继承了前代权力分授、位卑权重、立法防弊、厚赏严罚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严苛的科道管理制度。这种通过提高科道官选任门槛,强化对其职务行为的约束和监督,从而实现对科道官职务犯罪预防的立法隐喻,与其他朝代相比有其独创之处,从中体现出统治者希冀通过科道制度的构建谋求防范职务犯罪的取向。     

谣曲《西王母》与《东方朔》；背景转换与佛道合一

一、《西王母》的题材本事与背景时代的转换　　《西王母》是复式梦幻能 ,能乐各个流派都演此曲目。作者不详 ,有人疑为金春禅竹所作。周穆王时 ,一个女子告诉中国的帝王 ,要奉献三千年开花结果一次的仙桃。中国的帝王便问献桃的女子 ,仙桃是否就是西王母的仙桃。女子没有回答 ,就只是祝福帝王。帝王感到不可思议 ,再次询问。女子回答说自己是西王母的分身 ,并说自己要先回仙界再来献桃 ,说完就升入天上。中国帝王齐奏管弦 ,等待仙女到来。真正的西王母出现了 ,向帝王献了桃子 ,跳起舞来。中国君臣在宴席上欢醉之时 ,西王母又飞回了天上。这…     

《论语》君子儒的现实意蕴及其实践途径

《论语》“君子儒”思想对当今知识分子如何完善自己的道德追求和学问修养具有很深刻的启示。君子儒是“成人”与“达人”的完美结合,“学与德”、“学与智”相辅相成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完善人生实践的重要渠道,“仕而优则学”是那些入仕的知识分子保持尊严的最佳方式。     

儒、释、道对中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发生裂变的中唐时代 ,中唐诗歌在美学面貌上表现得异常丰富、复杂。此时的诗人在较为自觉的审美理想的指导下 ,逐渐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美学流派。在众多的流派之中 ,择其大端可分为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浅切派”、以韩愈和孟郊为代表的“险怪派”、以刘长卿和韦应物为代表的“隐逸派”等三支。从文化资源上看 ,这三种美学倾向显然分别与儒、释、道三教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     

中国宋明儒学研究的方法、视点和趋向

有关儒家思想的研究,包括新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日本、韩国都是重要的学术领域.就当代中国而言,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元化.本文概述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宋明理学研究的变化历程,对中国学术界有关宋明理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20世纪宋明理学的研究特点是"哲学史的研究"为主导,并提出"儒学的文化研究"和"理学的思想史研究"将在未来得到发展.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

福建的社会风气,自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沿海或内地,均开始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日渐僭侈,风气之变,由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间始,竞相华侈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其变迁的程度,虽不像江南那么高那么全面,但也不似华北那样,有相当多的州县,一直到明末都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有一些内地和沿海的府县,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风气始终维持着明初的"俗安朴素"。     

明朝前期华北地区的社会变化

明朝前期华北社会在国家政策主导下,实现重建和稳定过程中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原有的土著民(社民)和移住的开垦民(屯民)在耕地的肥沃和贫瘠、大亩和小亩的区分等方面呈现出了极其分明的差异,华北社会内在的"二元性"要素的缝隙进一步扩大,即所谓"阶级分化"现象的加速。通过国家主导的迁移政策重建的华北里甲体制,在其政策执行过程中酿成的结构性矛盾连同华北社会劣恶的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下,开始迅速瓦解。     

俄国汉学:儒佛道研究

在国外的汉学中 ,俄国汉学独树一帜 ,而儒佛道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用翔实的资料阐述了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综合研究 (五教合一 )、儒教研究、佛教研究和道家道教研究     

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主要是指神仙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生活并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心理产生普遍影响的社会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神仙形象的民间化,即从天上神仙到民间异人;神仙功能的社会化,即从个体成仙到救世度人;神仙居所的尘世化与内向化,即从遥不可及的"洞天福地"到遍布乡间市井的官观庙宇,一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居所.这一民众化过程,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榕局之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控制等是民众化最终形成的外部因素.同时,这一民众化过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亦有着密切的关联,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化与交融性.     

论明史、明史研究及点校本《明史》修订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前人对明史作了许多研究,成果丰硕,但继续研究仍有空间。当前,明史研究面临进一步大发展的新局面,搞好明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搞好《明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十分必要。     

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

明朝初年,药材之流通较不顺畅,至15世纪,因商品经济日益蓬勃,药材商业化亦相当明显,而为了供应市场需求,专业种植不乏其例。城市内药铺之开设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传续数百年者。而且,在水陆交通要地,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药市,江西的樟树镇即为其一。由于药材有利可图,市场上出现许多假货。在价格方面,一般的药材价格不贵,但像人参这种稀罕之物则要价甚高,特别是在16世纪末以后,价格日渐攀高,平民根本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