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巡院初探

中唐以后,叛镇迭起,边患频仍,衰微的中央政权为了支付巨额军费,不得不拚命搜刮钱财。但各地皆成藩镇,独立性增强,旧的财政体制很难奏效,于是中央便设置新的财政机构,直接插手地方上的税收赋敛,形成新的财政体制。这一套新的财政体制对维护唐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势力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盐铁巡     

唐代的内供奉官

唐代内供奉官是一种适用范围颇广的任官形式 ,相对于供奉官和里行官 ,内供奉官是唐代五品以下 (含五品 )供奉官和近亻幸侍从官员编制之外的特殊任职形式。内供奉官就其实质而言大体分为二类 :一类是供职于中央、实履其任的内供奉官 ,虽属员外供职 ,但职事、待遇、迁转资序与正员基本相同 ,这一类终唐之世始终存在 ;另一类是供职于地方的 ,或为使府幕佐 ,或为三司巡院官 ,衔内所带之御史也有内供奉的任职形式 ,但一般不履行所供奉的职责 ,性质近似于假借官 ,这一类别出现于唐肃宗至德以后。内供奉经五代 ,至宋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中的“外重内轻”与“内重外轻”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其间王朝更迭,兴盛衰落。在历代皇帝的“家天下”统治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工这一问题,曾出现过两种现象:一种是“外重内轻”;一种是“内重外轻。”这两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自有什么特点,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对此谈一点看法。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上表现出的“外重内轻”现象是:中央给予地方很大权力,使之能独立统管地方的军、政、财大权,结果形成“尾大不掉”,不再听中央的调遣,乃至形成封建地方割据。其特点:     

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转变

宋元以降,朝廷常于提举盐事司或都转运盐使司之下设立分司,诸分司上承总司,下抚各场,是各地盐司衙门的中层机构。分司之设始于宋金对峙,以催督税款为职任。元代中叶“立仓纲运”制度实行之后,建仓设衙,分司总收总支,实现了由常川巡历到坐衙办公的转变。明代分司的职设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实至虚,再由虚至实的变化过程,分司角色实现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的转变。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的转变既因职官制度的演进,又因盐场管理架构的调整,更因灶户生产和组织模式的改进。分司身份的转变过程与盐政管理逐步地方化、盐场与地方社会渐趋融合、民灶身份日趋混同这三种趋势互为表里,这也反映出历代王朝对于盐场社会治理能力的逐步演进。     

中国封建社会工商管理思想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私营工商业基本取自由发展的态势,山泽鱼盐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形成的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唐、宋时期,刘晏、王安石等继承传统的轻重论并有所发展,对传统的工商管理政策进行修改,使之继续发挥了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扩大,轻重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逐步为主张发展私营工商业的理论所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由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也逐步向官督商办的政策转变。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侨寓与仕宦:社会史视野下的唐代州县摄官

州县摄官制度在唐代前后两期呈现出显著差异,其间缘由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唐以降,地方州县中活跃着大批自两京迁徙而来的侨寓士人。依托与朝廷卿相、地方牧守的亲故关系,侨寓士人成为州县摄官的重要来源。在岭南等地,甚至演变为一项地方人事惯例。对某些家贫无业的士人而言,摄官是一种变相的衣食之资、利之所系,而不仅是维系政务运转的人事制度。与摄官类似,唐后期地方行政中还有使府辟召以及正员州县官的荐授、奏留等选任机制。此类机制的萌芽虽可追溯至唐初,但均盛行于中晚唐,这多少都与士人侨寓风潮以及由此催生的仕宦“地方化”倾向存在某种关联。     

元代管理吐蕃地方的中央机构——总制院与功德使司

<正>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建元中统,“以国朝之威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威一代王法.”①与此同时,尊吐蕃高僧八思巴(hphags-pa)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②始于吐蕃全面建制施政.其先后在中央设置的管理机构有总制院、功德使司和宣政院.本文拟就总制院与功德使司的有关情况予以讨论.关于宣政院,将另文探讨.(一)总制院总制院之名不见于前代史籍.《旧唐书》卷43职官二记,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武官选择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官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或取此义也.兹分论如下:一、总制院的建立背景《元史》记“至元初,立总制院而领之经以国师.”是总制院建立于至元元年(1264).它建立与这样几个因素有关:1、适应对吐蕃地方统治的需要.1239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皇子阔端派大将道尔达(rDo-rta,或Dor—tog)进兵乌思藏,沉重打击了各地势力,为乌思藏地方归附蒙古奠定了基础.1244年道尔达再入吐蕃,奉命召请萨斯迦班第达(sa-skya pandita kun-dgah rgyal-mtshan,省称萨班,sa-pan,1182—1215).1247年萨班与阔端议定乌思藏归附蒙古条件,乌思藏正式置于大蒙古国治下.蒙古统治者许吐?     

秦简所见“执法”新考与秦郡行政

岳麓秦简所见的“执法”应为中央与地方部分行政官员的统称,秦中央与郡中并不存在以“执法”为名的独立机构和官称。“执法”与“二千石官”有密切联系,在中央包括内史、御史、廷尉等官员,负责处理中县道及全国的相关事务;在地方则指郡守与郡尉,负责新置“郡县道”下的各类政务。以上长官与其属吏组成了“执法官”,亦即广义上的“执法”。郡制实行之初的意义在于衔接中央与地方,郡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推行并监督政令的实施以及接受县级政府的政务汇报,实为中央在地方的代表,这是地方执法仅见于郡级行政机构的原因。中央执法与郡执法的存在虽体现出秦治理国家的“内外之别”,但二者在行政中仍具备程序上的一致性,显示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后国家权力对地方行政的支配与限制。     

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明清时期云南普遍实行“土流并治”的管理模式,即便改土归流也不是对该模式的完全否定。通过改土归流,不少府州县的治理方式和权力格局从“令土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转变为“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目”,流官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因此得以加强,但是王朝国家在当地的治理逻辑仍为典型的“土流并治”。从里甲名色和赋税征收标准的制定过程来看,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流官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并不会完全采用中原内地的统治方式,更不是刻板地“复制中国式社会”,相反地,流官会充分尊重甚至倚赖于原土司的管理传统,将其作为构建新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     

双向流动:嘉靖前期的人事制度改革

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期。为了确立新的统治秩序,激发统治阶层的活力,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采取双向流动的方式,让身居“清要”的京官向外流动,使其历练民事,增加行政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同时,亦可使久居地方、用心民事、政绩卓著的地方官能够向京职流动,以激励其他地方官。这一人事制度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典型的,具有借鉴意义。     

清代保甲组织结构分析

清代保甲制度是封建国家州县之下、直接统治乡里的基层组织制度。在清代以前,保甲制度虽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但都是作为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而存在的,是封建统治的最低起点。所谓“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正说明了封建社会从地方到中央塔式的政权结构。在清代,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引起的赋役制度的变化,使封建政权对地方基层社会中民众的统治与管理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要求采用一套相应的更详密的制度。清代保甲制度通过对人户与村庄的严格控制,强化着封建皇朝的统治根基。它的作用无非是“使天下之州县复分其治”。具体而言,就是要“统一诸村,听命于知县,而佐其化理”。     

蒙古国前四汗时期中原官吏职名的若干考释

在蒙古国前四汗时期,中原地方机构“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制官》）,设官分职亦“皆从宜一切”（《榘庵集》卷5《李庭秀新阡表》）。因而,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地方统治体系。本文试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官职进行若干考释。一、行省行省之名源于金代。金代以宰执出镇地方,主持征伐或处理重大事务,称行尚书省事或行省事,简称行省。行省是金代统治中枢──尚书省的派出机构。金末因战争需要,先后在各地设立行省,以宰执领其事,主管一路或二、三路军政,以增强应变能力。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借用“行…     

安史乱后藩镇控制政策的实施

安史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抑或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方式,去实现唐后期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唐廷力求以藩镇为载体,通过分而治之、调整藩镇辖区等方式,实现以藩制藩,从而维护中央统治。以藩制藩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北宋财政的管理体制

北宋财政的管理体制□陈志强公元９６０年，赵匡胤即位为宋太祖。他总结唐中叶以来的统治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反映在财政方面，主是统一库藏，把财政权从地方长官手中收回中央，使地方失去了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在中央，设立三司使。“四方贡...     

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家: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

20世纪 2 0— 30年代 ,四川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很强的大学转化为真正的国立学校。在此进程中 ,中央、地方和学术界围绕着“国家”这一象征性资源展开了竞争 ,展示出其时“国家”这一概念在人们认知与实践中的多歧性。与通常采纳的理论假设不同 ,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 ,中央并不总是被视为“国家”的代表 ;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也启示出“国家建设”理论并不尽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这一理论构建出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 ,实更近“前近代”中国的官、民之分。     

论开元之治

唐玄宗统治的开元时期(公元七一三——七四一年),史称“开元之治”,是封建史家和诗人长期所称颂、讴歌的“太平盛世”,是继“贞观之治”之后,唐王朝出现的第二个盛世。它之所以出现在武、韦统治之后,绝非偶然。本文拟就“开元之治”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以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形成这种局面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历史地看待这个时期等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一武周代唐,是唐王朝政治史上一次重大的波折。武则天执政时期的种种政策、措施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过,从整个来看,从武则天临朝称制到睿宗(六八四——七一二)二十多年的统治,给唐代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风气造成的混乱,也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唐宰相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一、唐初的宰相制度 唐初的宰相制度,基本上是沿袭了隋朝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始“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宰相”,后因唐太宗李世民尝做过尚书令,百官为避讳,“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 唐初的三省制度组织严密,机构齐备,职权分明,三省长官俱为宰相,各自建立机构,职责严明,互为制约,共同辅助皇帝处理全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这种制度的确立,对维护强大的唐王朝的稳定的政治格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浅论中国古代文官的选拔制度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形成于划分文武职官和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确立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由当朝文武官员推荐官吏逐渐成为制度;秦汉以后先是实行征辟制度,后来实行“九品官人法”;隋唐开我国科举考试选官之先河,明清更是把科举考试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     

唐宪宗中兴与藩镇政策

从安史之乱到唐宪宗中兴这一时期 ,是唐中央和藩镇对抗的中唐时期。这一时期经肃、代、德、宪四朝 ,唐中央和地方的藩镇势力相对抗 ,几经周折和反复出现了宪宗的中兴 ,使唐王朝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但是由于唐宪宗朝的藩镇政策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盛世 ,而矛盾却在激化。这一中兴 ,使唐王朝结束了和藩镇对抗的中唐时代 ,进入了藩镇割据之势横流的后唐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