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基于2012—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运用基准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集聚能显著缩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人口集聚对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存在以产业结构为门槛的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越过相应门槛值,人口集聚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越大;人口集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渠道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研究结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效应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更显著;南、北方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的积极作用比南方更显著。最后,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城乡居民收支差距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为缩小城乡居民收支差距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城乡收支差距的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支差距;数字金融每提高1个单位,城乡收入之比和城乡消费支出之比分别缩小0.0012和0.0015;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进而缩小城乡收支差距。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在农村地区进一步推广发展数字金融,引导鼓励农民使用数字金融,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注意城乡协调,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丰富农村消费市场。     

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遵循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对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可以通过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农收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南方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优于北方地区。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基于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湖南省革命老区的实证检验

基于互联网OTA平台景区销售数据综合测算县域旅游发展水平,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9—2021年湖南省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扩大-缩小-扩大”的“N型”趋势双重门槛效应;在同一发展时期,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略高于城镇居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发达县旅游发展更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旅游发达县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据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旅游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多元化产业振兴机制并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发挥旅游联动效应,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支持。【设计/方法】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异质性。【结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深入分析其中的机制发现，由于存在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尚未显现。对全国分地区样本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在西部地区、非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教育达到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金融发展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数字基础...     

城镇化、工业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了吗?——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采用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可研究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在城镇化水平低于较小门槛值时,城镇化的发展会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当城镇化水平越过较高门槛值,达到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发展则会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工业化发展到高工业化区间时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在初始阶段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终将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并且收敛效应会逐渐增强。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资源要素配置与城乡协调发展

基于我国2012-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探究数字经济、资源要素配置和城乡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且在高经济发展水平、高教育水平以及高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鉴于此,各地区应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城乡协调发展;依据地区特色和优势,制定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化策略;推动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开放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开放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影响收入分配：Stolper-Samuelson定理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经济开放引致的技术进步效应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经济开放分为贸易开放和外资开放,利用我国1995～2005年间省际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者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所幸的是我国大多数地区目前仍处在U型关系的左边,因此在我国经济开放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强度差异及其敛散性

依据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 选取省际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扩展Barro和Sala-i-Martin的β收敛模型, 考察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碳排放强度的敛散性, 并提出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收敛路径。通过对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际区域样本的实证检验, 证实中国省际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强度呈现条件β收敛态势。在对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子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 再次证实三个子样本的地区间呈现条件β收敛, 并且中部区域收敛速度最快, 西部区域收敛速度次之, 东部区域收敛速度最慢。鉴于区域间经济环境禀赋差异及其敛散性, 提出加速区域间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收敛速度的路径选择建议。     

财政分权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构建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数理模型,从理论视角阐述由于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在对本地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效率损失,实行地方财政分权比中央统筹统分的财政集权更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验证模型结论,指出实行财政分权可以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且财政分权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施效果存在显著地区差异。通过进一步考察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人均经济增长率、金融市场环境、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而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影响效应

平台经济的出现使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依托于社区化、模块化生产的无边界性的虚拟集聚,产业分工也呈现出与工业经济完全迥异的模式。基于此,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推演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经济通过放大区域比较优势影响专业化分工进而赋能产业共聚的作用机制。以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产业共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共聚,专业化分工是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主要传导途径;(2)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于产业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数字经济对二三产业的空间共聚促进作用更强,更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研究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共聚的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     

数字经济推动零售经济转型升级的机制分析

基于全国30个 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与零售业水平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两者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数字经济对零售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结论:数字经济对传统零售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线性抑制作用与负向的空间溢出性,两者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零售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外溢性,并且邻近地区社会环境的改善对本地零售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的交流合作,完善数字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度推进数字经济的普及,促进数字经济与零售业的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机制与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依然成立;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效应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非农就业为门槛变量的递增型非线性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形成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尚不明显;驱动路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三个子体系现代化的驱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现代化。     

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结构变迁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趋势,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就业水平,并进一步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利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结构等变量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金融深化和外商投资水平提高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困境及形成机制研究——来自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经验证据

2022年发布的《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将四川广安纳入重庆都市圈，在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同时，也将在省际交界地区一体化发展上先行先试、大胆探索。省际交界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较为突出，由于边界两侧城市在行政归属上存在差异，地区间政策协调存在较高成本，不利于构建高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受到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影响，难以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省际交界地区陷入增长困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洼地”。省际边界是否会阻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又借由何种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理清上述问题，不仅能为建设跨省域都市圈提供有益参考，对实现共同富裕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66个城市1993—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反事实对照组，通过对比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实验组和反事实对照组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评估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位于“重庆—四川”交界城市的发展路径显著低于反事实对照组所反映的情形，进行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排除竞争性假说后，文章的结论仍然成立，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位于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