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试论《金陵十三钗》之“情色”

在电影《金陵十三钗》所引发的争议中,“情色”是一个关键词.须知,并非有关“性”的叙事就等同于“情色”,“情色”的关键是男女性关系中女性人格的异化.在影片聚焦于“性诱惑”与“性暴力”的叙事中,女性身体意象呈现为丧失了主体性的男性欲望化对象.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其女性主体意识的弱化缺失正是“情色”生成的主要原因.女性身体在影像中的欲望化表达是由男权中心文化的视点所决定的,对《金陵十三钗》的剖析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所置身的文化环境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与批判力.     

“身体的叙事”——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读法

阎连科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叙事的秘密埋藏在了“身体”之中.通过身体,阎连科大体展现出了三种叙事追求:首先是乡村启蒙叙事;其次是作为反启蒙叙事的“乡村发现”以及对革命政治的反省;第三是讲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表现出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反省.     

论电影叙事中的“空间畸变”与“间离效果”

叠印、变焦镜头作为电影蒙太奇语言，具有“空间畸变”性组合特征，其叙事功能不在于组织情节、结构故事，而是要凸现主体叙事意图和意念，制造“间离效果”。叠印空间不属于线性空间而是不同空间的“垂直性”并置，旨在强化镜头空间自身的表现力。变焦镜头则表现为展平空间，使观众产生局外感和距离感，进而制造出独特的心理冲击力。“空间畸变”性组合具有悖反性，既为电影叙事提供了特殊的表现机制，又给电影叙事带来了许多意外因素、偶然性“干扰”。     

农民消费空间转向及其对“人的城镇化”作用

农村改革后,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间结构调整使农民消费空间出现“内萎缩”、“外转移”特点,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乡村消费空间,农民物质消费空间、文化消费空间、服务消费空间纷纷向城镇转移并使多数农民拥有城乡双重消费空间。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具有耦合关系,它是人的城镇化先决条件和实现手段。如此,改善农村道路交通条件差,增加城市低端消费空间,开放城镇服务空间,不仅能推动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发展,而且可以以此为引擎和纽带,促进城乡空间对接和居民互动,进而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从“精神分析”到“英雄牌”痒痒挠——姜文“后革命”电影中的英雄叙事

分析导演姜文“后革命”电影《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的英雄叙事模式。虽皆讲述“英雄”,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相关,但两部电影的主旨并不在“主义”和“革命必胜”的宣传,而是在革命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下的“非正典叙事”。《鬼子来了》着力于“后革命”的民族文化反思,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日本耻感文化对中国封闭的农民意识的威胁;而《让子弹飞》激动的却是一种男性的英雄原欲,其影视剧改编则是消费主义背景下的“乌托邦游戏”。     

“空间”与“越界”——论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电影的类型特征与叙事转向

立足于空间关系的叙事构成是类型电影的基本特征,越界叙事则是类型电影充满活力的内在机制。在类型的套路中,追求一种差异化的表现,是好莱坞电影能够始终保持良性循环状态的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向使跨类型的越界叙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尝试和运用,反类型的越界手法和多元化的模式混搭,显示出好莱坞电影在叙事空间的建构和布局上的叙事转向。尤其是好莱坞类型电影建立在全球视野上的越界意识,使类型电影呈现出向后类型电影过渡的市场策略和文化动向,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类型电影的当代发展所必然产生的共振现象。     

文艺遗产与中国电影的“公民启蒙”

李欧梵曾以“社会写实主义”或“批判的写实主义”来归纳现代中国电影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中国电影史的另一条动脉：“通俗文化演义”。社会言情电影是通俗文化演义传统中的主脉,它不时占据着中国影坛的主流。谢晋将文艺遗产融入电影,遵循“改良现实主义”的社会言情电影创作传统,这恰与“批判的写实主义”形成对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谢晋电影扮演着“公民启蒙”的桥梁角色。80年代至今,中国影坛能够出现《芙蓉镇》、《霸王别姬》、《活着》、《色｜戒》、《一九四二》等比较成熟的佳作,既表明了“情感体验”与“改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显示着“文艺遗产”与“公民启蒙”的当代活力。     

“身体”的理论旅行——从“文化研究”到“理论之后”

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力求通过反思文化研究的分析模式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如今,"理论之后"渐成指向理论社会实践的代名词。身体在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中的功能不同:文化研究探寻身体背后的社会意味,"理论之后"则更看重身体的生理性;文化研究中的"身体"指向了权力分类和冲突,而"理论之后"的身体则强调了社会"团结"。立足于上述两种身体,反观"理论之后"有关理论实效性的种种设想,主要表现为理论的有用性和理论隐喻性、理论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都关乎意识形态策略,其理论背后有着具体的意图。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     

“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空间转向”之后的空间叙事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但是,当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原因多种.“空间转向”的这股后现代思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空间转向”的叙事推力功不可没,但后现代历史碎片化、随意切割时间历史的粗暴式学术批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首先,必须纠正“空间转向”等同于空间叙事研究的偏向.其次,必须区分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并且分别加以历史化——“空间再转向”,以结束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非历史化倾向.     

“跨媒介”视野下的电影叙事二题

摘要： 从“跨媒介”的理论视野看,电影叙事已不再是单纯的、严格的、传统的银幕影像叙事,而是包容横跨了电视电影——荧屏影像、手机电影（包括电脑网络电影）——显示屏影像等多种媒体介质的影像叙事。银幕影像、荧屏影像与显示屏影像三种影像形态各自具有的媒介特征与不同的叙事偏重,表明着电影叙事载体的流变和电影叙事格局的分化,意味着当下的电影叙事正在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单纯走向复杂,正渐次形成多种叙事形态共存的发展态势和多层次竞争互补的文化格局。     

《红色娘子军》与谢晋电影的“中庸”和“仁”

谢晋电影是在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特殊的是,谢晋电影继承了儒家文化富有生命力的内涵。《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爱情关系在叙事表层的被删节和在影片深层牢固存在这个事实、谢晋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内涵、谢晋电影对各个时代的艺术政策的实施,均表现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导演对儒家文化“仁”和“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解和应用使得谢晋成为一个用电影负载和阐释“中国”文化的导演。     

是“上海摩登”还是“天地不仁”?——《良友》画报中身体的政治地形学

《良友》是一份结合新闻报道的图片杂志,其以图像为主的报道空间成为形形色色的身体出演的一处舞台.学者李欧梵曾在《上海摩登》中对《良友》杂志有过极富创见性的分析,但笔者认为,李氏的论述集中于都市现代性及消费文化的考察,即只关注到“舞台”上的“摩登”身体而遗忘或日遮蔽了另一维度的异质性身体:苦难与暴行中的身体.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了《良友》中这一“另类”身体,以期获取别样的发现.     

从“盗亦有道”到“春秋无义战”——香港“黑道”电影中的身份、价值和社会认同的演变

香港“黑道”电影是香港电影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商业类型电影而存在的香港“黑道”电影,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的社会理念和想像所进行的隐喻性表达。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片”,到90年代的“卧底片”,再到新世纪初的“交叉卧底片”——《无间道》系列以及更晚近的《黑社会》系列,香港“黑道”电影完成了由“盗亦有盗”到“春秋无义战”的基本转型,并经由传统中的“情义”到现实中的“利益”追求,诉说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黑道”电影与现实社会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为香港“黑道”电影的阐释与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及现实思考的深度。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电影中的“黑道”,其实并不是以一种完全负面意义的形象出现在香港类型电影中的。1980年代的“英雄片”作为最早得以表现黑道生活的现代电影类型而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成功地将古装武侠片里的“侠义”精神巧妙地移植到对黑道生活的想像性表述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中,“侠以武犯禁”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建构机制。江湖道义、社会准则和法制伦理构成的复杂的认同与反叛的交织,形成弥补官方价值体系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体制,与官方伦理共同参与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构。当然,这一经典类型呈现的比较外在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的香港“黑道”电影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盗亦有道”的独特价值认同方式和“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区分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已经被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春秋无义战”所代替。但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把它看作是简单的“礼崩乐坏”,而应当向更深刻的人性思考寻求答案。无论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类影片在香港已经开始走出回归后经济文化的低谷,在港片越来越以大陆市场作为预期目标的今天,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图像叙事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小说《特别响,非常近》因其大量插入图像而引发广泛的争议。然而,作为语言或文字外的另一叙事媒介,图像之于小说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小说中的图像呈现单幅图像叙事模式,亦表现出系列图像叙事模式,他们共同构成图像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图像与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图像与社会历史形成更大的互文关系。故图像叙事具有文字叙事无法比拟的审美效果及深度寓意,成为后“9·11”时代一种特定的基本语言与表述方式。     

论“怪人”形象的现代意蕴

文学中的“怪人”形象包括疯子、傻瓜、白痴、狂人、小丑、身体残缺者、畸形人、变态者等,他们在文学观念与审美形态两个层面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现代内涵.“怪人”形象一方面折射出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面貌,展示出“人的文学”观之产生、成熟和日趋复杂的现代性走向;另一方面则完成了文学审美形态的现代变革：它以反讽怪诞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喜剧色彩鲜明,呈现出“审丑”倾向,“怪人”式叙事人的选取则实现了叙事视角的现代性转换.     

论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意识的渐变

从《红高粱》时代对自主、对抗的女性意识的张扬,到《秋菊打官司》之后女性魅力与欲望的缺失,再到《英雄》开启的奇观电影里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消费”,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存在着一个逐渐隐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电影叙事策略.     

“赋比兴”诗学话语与《良友》画报中的“抗战”书写

《良友》画报的“抗战”书写在践行“救亡图存”媒介担当的同时,将传统中国“赋比兴”的文艺观融入图像文本,实现了传统文艺观与图像符号互文化的叙事景观。《良友》的抗战报道从图文互动下的直接叙述、形象思维的图式化呈现和民族意识的内在唤起三方面体现出“赋比兴”的编写思维。“赋”在画报中以铺陈直叙的方式奠定了基本的叙述“地基”;“比”在画报中以比喻比类的设置为读者展开了关于“民族抗战”的想象空间;“兴”在画报中则通过诗意配文与富有张力的图像报道唤起读者的爱国情思。如此形成的多元叙事格局成就了《良友》画报关于“抗战”的视觉书写,在唤起民众家国意识与抗战信念的舆论宣传、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