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根源研究——以L市L小区为例

当前,随着绿色化、智能化社区的建立,有效的社区治理仍然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因为地区经济、文化、资源等领域发展程度不同,业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以及居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在互动过程中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从角色理论视角出发,以L市L小区为个案,发现存在原业委会不作为,业委会重选困难重重;物业公司态度、服务跟不上;小区居民怨气与日俱增等困境。其根源在于主体角色间各执己见、互不认同,难以达成共识;居委会角色被边缘化,难以发挥角色作用;沟通机制原有功能退化,转而成为居民表达愤懑情绪的平台。综上,由于L小区各主体未能按照应有规则履行相应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在追求更高质量（温度与风度并存）的期望和实际情况之间产生冲突,这对建设和谐小区氛围造成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小区治理必须加强各主体角色定位与识别,严格按照角色规范实施行为,增强对彼此角色的认同。     

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

目前,国内对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和居委会的角色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根据法律和政策、政府职能理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自治组织的特点,政府和居委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分别扮演规制者、供给者、指导者和供给者、代言人、助手三重角色,但实际上,两者均存在角色迷失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困难以及居委会的资源约束和理性驱使。     

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仅带来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变化,也带来社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的治理主体的生成,并由此形成社区内部的利益纠葛与紧张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推进社区善治,就需要反思既有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将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纳入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社区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培育社区精神和合作氛围,有助于在平等协商和良性互动中实现社区利益平衡与和谐安定。     

博弈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区治理的发展。为此,文章拟在通过分析社区自治中三个主体——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公共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社区业主维权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是伴随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而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现阶段,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事件趋多,社区矛盾和冲突呈升级态势,所涉及的公共问题愈加复杂.维权动机多元化、维权主体组织化、维权方式多样化和专业化、维权活动政治化趋势初显端倪.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应对此类挑战时,应遵循中立原则、掌舵原则和服务原则,健全立法吸纳、行政吸纳相结合的民意整合方式,建立协商民主与竞争民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机制,完善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自治制度,加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公共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天津市HX园业主自治为例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自治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持续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对天津市X区HX园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探讨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新模式——业主自治模式,并揭示其优劣,以期为我国其他城市正在探索中的社区治理及自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城市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实践及其启示——以长沙天剑社区为例

外来人口的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长沙市天剑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成功经验总结,探讨了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若干办法,即加大社区建设,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创新居委会工作,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等。     

基于三维空间的城市社区韧性治理——以W市D社区的经验为例

韧性是为了应对复合型灾害风险而产生的治理理念。由于灾害或风险往往都是在社区层面被首先感知,因此理解社区韧性治理对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社区视为由物理—社会—信息组成的三维空间,通过深入分析D社区应对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行动,识别基于三维空间的社区韧性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社区韧性治理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物理空间保证硬件水平”和“社会空间约束服务目标”使信息空间得以拓展,并为多元主体提供了新的合作治理空间;第二,以“党建引领+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三维空间耦合式协同发展是中国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优化的思考——以河南省Z市为例

自2018年中央改革组建应急管理部以来,应急管理体系改革推动基层不断增强应急管理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社区作为社会的“末梢神经”,是应急管理工作的最前沿阵地,基层社区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第一道安全阀。但是,当前城市社区人口众多、居住密集、社会经济背景多样,导致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的现实困境。本文探讨当前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实现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业主维权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重构

业主维权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则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两种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及业主协调解决纠纷的模式与业主委员会自管的模式。前者多出现于业主力量弱、文化素质相对低的社区,后者多出现于业主维权意识强、组织能力强且文化素质相对高的社区。在现阶段,两种治理模式仍然依赖于领导精英,不具有普遍性。随着业主组织能力的增强、治理能力的提高及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治理中职能定位的逐渐明确,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将会更加清晰。     

新时代社区教育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超越

在城市空间中,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是解决社区教育发展难题与优化社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方案。历史地看,转型期社会时空压缩的复杂境遇呼唤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同时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在追求社区居民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上的共通性,亦为二者的互融互进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迈向交集的现实中,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掣肘,诱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陷入了定位不清、场域分离、机制模糊裹挟下的困境,致使社区教育优势难以涵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基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事实,需要从厘清目标结构、识别内生动力、优化机制体制方面进行建设,进而推进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对策

城市社区治理是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基础,公民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工程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矛盾突显,主要表现为城市社区发展水平与公民参与程度严重失调。从根本上讲,治理主体参与的非平等性、价值观与利益的冲突、组织内生动力不足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公民参与的水平。因此,要清醒认识到制度、组织、合作治理方面的不足,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重新定位治理主体角色,强化内生动力,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等路径来促进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     

陌生人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陌生人社区的形成,与社会关系个体化、住房体制改革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关联甚大。相比熟人社区,陌生人社区出现了以社区社会治理重心转移、社区社会信任重构以及社区建设参与等难题为具体表征的治理困境。走出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要重新认识社区、注重找回熟人和建设好场共同体。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治理重心下移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当下城市社区治理正面临着认识不深刻且有误区,缺乏社区治理规划,治理优质资源下沉不匹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壁垒阻力较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不足等现实挑战,无法有效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迫切需求;应当从践行协同协商协作理念,明确共建共治共享思路,科学制定社区治理规划,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强化数字治理深度运用,提升科技在社区治理中的含量等多个层面上,不断加强、稳步推进,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社区有效治理。     

近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初探——基于社区结构视角的分析

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体系,其实质是民主理念的一个新的、更为完善的承载形式,有利于基层民主的落实和深化。但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角色划分不够清晰、政治文化观念滞后、非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受到资金与能力的双重限制、以及营利性组织的运行目标和村民目标不一致的情形,已经并将对农村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的完善,是目前有利于农村社区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法治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利益关系。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必须依法进行。有必要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自治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社区自治的民主决策机制。同时,采取各种途径与措施,开展法制教育,增强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     

城市社区腐败及其源头治理

社区腐败是指在社区民主机制扭曲以致失灵的情况下,行政机制对居民基本权益的侵害而引发的腐败行为。居委会干部的任命制,社区重大决策的家长制,公共资源的选择性分配和社区监督机制的虚化是其主要表现。政社合一的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决策体制不完善,社区运作行政化和居委会角色冲突是导致社区腐败的重要原因。深化社区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机制建设,培育社区专业性组织以及加强社区教育是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社区腐败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