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支持，如何提高补助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成为社会热点。文章首次将研发补助划分为前后两类方式，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和GPSM方法，对两类补助方式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后补助强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获得单一补助方式的企业，同时获得两类补助的企业创新产出更高；后补助强度越强，企业创新产出越高；对于国企、创新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而言，只有后补助能发挥促进作用，但对创新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或对于民企，两类补助均能对创新产出发挥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指出：研发补助可以激励企业创新，但不同补助方式在不同区域，对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激励效果，政府应该区别对待，精准施策。     

产业政策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的最优区间——兼论补助过低引起的寻租行为

作为中国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在创新推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对绿色能源发电产业的支持政策不断加强,政府补助政策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11—2019年234家绿色能源发电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面板GMM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于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呈非线性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然后再抑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最优补助区间,低于最优补助区间时会诱发企业“寻租行为”,高于该区间则挤出企业自身创新投入,二者均会使企业创新行为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目前绿色能源发电企业的补助政策不尽合理,大部分企业未落入“最优区间”,其中以风能企业最为严重;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发现东部地区的寻租行为相比中西部地区不甚明显,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的创新产出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补助缺口,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研究结果可为建立健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体系和提升政府补助政策效益提供参考。     

政府研发补助、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机制分析

采用中国沪深A股2008—2019年面板数据,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创新人才路径下,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创新人才优势具有影响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相关关系的中介效应,创新人才优势有助于缓解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当期自主研发投入产生的挤出效应;政府研发补助在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研发补助有助于增强创新人才优势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创新人才优势不明显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政府研发补助和创新人才优势对高研发强度行业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具有更明显的促进效用。     

减税降费、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为研究减税降费和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文章选取沪深A股526家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年龄、规模、区域分布等特征差异视角,以企业年龄为调节变量、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构建了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企业年龄有负向调节作用;政府补助对东部沿海地区、大型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促进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研究

政府补贴作为产业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往往被用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迄今为止，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仍未达成共识。基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载体——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文章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于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补贴总体上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第二，政府补贴对于小规模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第三，政府补贴对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可能来自于提高科技经费投入、加大科技人才引进力度以及吸收外部先进创新技术这三方面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自贸区设立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自贸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自贸区设立对企业创新的政策影响,并借助多中介的因果机制分析法从融资约束和政府补助两方面分析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使得企业的创新产出提升12.9%,创新投入增加55.7%,其中发明专利数量增加14%,表明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动态性检验、反事实检验后依旧成立。从自贸区位置来看,沿海自贸区内企业创新产出水平提升效果比内陆自贸区更为显著;从企业类型角度来看,小规模、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水平更容易受到自贸区的政策影响。进一步分析可知,自贸区设立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助额、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的方式来提高区内企业的创新水平。     

什么样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来自优惠强度与具体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驱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税收优惠因具有良好的杠杆传导作用,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用政策工具,其对创新的激励效果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以2012—2017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围绕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税收优惠强度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相对于创新效果而言,对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优于优惠税率政策,且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3)基于异质性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在政府干预市场程度更高或法制环境更完善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不断调整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结构,提高政策的导向性、协同性、精准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     

经营杠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为检验经营杠杆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检验经营杠杆与企业创新投入、产出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经营杠杆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经营杠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更敏感;经营杠杆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显著;无论是小型还是大型企业,经营杠杆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经营杠杆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仅在大型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对企业决策层正确认识、合理利用经营杠杆的创新驱动作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也为不同规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提供了新的启示。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以管理层短视为中介变量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学术界尚存争议。以2000-2016年在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风险投资进入对企业上市后三年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的参与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培育效应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2)管理层短视在风险投资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具有中介作用,风险投资进入后,通过缓解管理层短视,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及强度;(3)通过后续融资服务引入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提供增值服务降低企业风险,是风险投资缓解管理层短视的两条重要机制。     

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

采用地级市党报中市委书记鼓励企业创新的新闻报道频次作为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强度的度量指标,配合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政策效果更多体现在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当中;（3）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未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     

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助与创新意愿

企业发展离不开创新研发活动,驱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需要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次共同发力.已有研究从微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探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缺乏相应路径的深入研究.为此,文章以2013—2018年沪深A股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引入中观视角下的政府补助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意愿的作用路径,并讨论宏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此路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意愿;政府补助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混合所有制程度可以正向调节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的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文章还得出:政府补助在企业当期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更显著,而混合所有制程度对滞后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国企借助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创新发展和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实践意义.     

政府补助、R&D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贫困地区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贫困地区上市公司在帮助扩大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以2007—2018年贫困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衡量创新绩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府补助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R&D投入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上市公司政府补助和R&D投入均促进了创新绩效,R&D投入在政府补助影响创新绩效中具有中介效应;相比策略性创新,政府补助和R&D投入对实质性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营业绩效与政府补助、R&D投入显著负相关。因此,完善政府补助政策对贫困地区上市公司创新带动经济扶贫有一定促进作用。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

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来探讨财税政策优化问题，以江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并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效果进行了省份比较和地区比较。研究认为，给予江苏企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越多，江苏企业的创新投入也越多，即财税政策能激励江苏企业扩大研发投入，该结果在控制创新投入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之间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依然成立；与北京、上海和广东相比，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稍小；与其他省份企业或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财政补贴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大，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没有显著差别；要提高财税政策的效果，需要进行精准的政策设计，且各省份或地区也要根据当地企业的特点及营商环境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营改增显著降低了企业税负,但能否有效激励企业创新尚存在争议。基于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营改增”虽然有助于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专利产出并未同步增加,导致企业创新效率下降。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部分研发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和营业利润能力较差的企业也盲目增加研发投入,从而降低了创新效率。此外,研究还发现“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仅具有短期刺激作用。进一步地,在民营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中,“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效率下降的影响更显著。因此,政府要关注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长效机制。     

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能发挥长期激励吗?——跨期效应的检验

为验证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增长的跨期影响,以2008～201 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补助能够推动当期研发投资增长,但对滞后一期的研发投资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不能形成研发投资增长的惯性。条件跨期效应检验发现,在研发强度高和政府补助多的企业中政府补助的跨期抑制作用显著,政府补助的同期促进效应随着补助提高而降低,跨期抑制效应随着补助和研发提高而加剧;从代理治理的角度来看,高管职业忧虑低、审计质量高以及市场竞争激烈减弱了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增长的跨期抑制效应;从财务盈余的角度来看,现金持有高和经营现金流充裕减弱了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增长的跨期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存在同期跟随的特征,验证了政府补助是临时性的而非长久之计,需要推动企业形成研发投资增长惯性。     

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基于异质性厂商NK-DSGE的模拟分析

创新激励政策是否有效决定了我国能否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部门、异质性厂商、金融部门及政府部门的NK-DSGE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及政府创新资助三类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创新激励政策对创新生产部门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由于作用时效和作用力度的不匹配,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不同的创新激励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政策组合的效果又有所不同。随着家庭对创新生产部门最终产品偏好程度的增强,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依然存在,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说明技术和需求都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出口贸易能提高创新产出吗?——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5-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研究了出口参与和出口贸易技术溢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参与对创新选择和创新产出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出口贸易技术溢出对创新选择有负向而显著的影响,但对创新产出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加入吸收能力后,出口贸易技术溢出对创新选择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变化不大,但吸收能力对创新选择和创新产出都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文章兼顾所有制类型和地区差异,提出了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以提高创新产出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