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一个屋檐下”:居住安排、居住观念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居住安排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发现同住在农村地区确实能够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两者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是:同住增加了代际间见面机会而作用于老年人幸福感。在进一步控制了居住观念这个文化因素之后,发现农村老年人和子女同住只有在主观上也认同同居时才能产生幸福感收益,从而支持了文化观念是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幸福感发生联系的重要调节因素,这些发现在政策上启发:农村老年人的最优居住安排应与农村老年人的居住观念保持一致且能够增加代际间见面频率。     

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下的老年人口居住安排——基于家庭代际支持视角的研究

研究老年人口与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同住安排的影响,能够在微观层次上探究代际支持的作用,寻找中国家庭制度变迁的脉络.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通过建立包含父辈特征、子女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分析模型解释老年居住安排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存在与子女同住偏好样本的进一步分析中,父辈健康、 子女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老年人口实际居住安排有显著负向作用,而对城镇老年人口实际居住安排却没有显著作用.     

论人口老龄化与代际关系变动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使得代际关系受到冲击:代际支持的社会化程度加深,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代际同住模式弱化,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传统的反馈模式受到挑战。     

代际支持关系在老人养老模式选择中的创新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过去由家庭承担的赡养功能逐渐由社会功能来取代。调查证明,老人与子女之间在经济上、求助方式上、精神慰籍上、居住方式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代际支持关系。在进行现代社会养老模式的选择中,应当在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养老功能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和发展社会养老支持体系。     

精准扶贫视角下对农村妇女贫困问题的审视与思考

贫困代际传递是导致当前一些农村地区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是制约精准扶贫取得实效的主要因素。由于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使其成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主要传递者,将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传递给子女,使下一代人继续陷入贫困境遇。因此,探寻妇女贫困的根源,调整精准扶贫机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当前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和巩固扶贫成效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社会学30天文摘

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有明显影响。通过对不同居住安排影响子女赡养行为的可能性研究 ,作者发现 ,居住安排对子女在三方面提供赡养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 ,即料理家务等日常活动 ,在婚后继续给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体贴。其中 ,在同住的居住安排下 ,子女提供这三方面赡养的可能性最大 ;其次是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 ;可能性最小的是离父母较远的子女。（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 ,《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企业家精神机遇、创新与发展。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野中 ,对企业家的定义的侧重…     

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

本文使用2006年全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抽样数据,分析了老年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居住距离和儿女数量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人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距离并不明显影响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但会影响子女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给予的支持。有同住子女的父母可以得到子女更频繁的关心和照顾,而空巢家庭的父母从子女处获得的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则较少;子女居住得离父母越近,则越经常给予父母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研究也发现,子女给予父母各方面照料的频繁程度不受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独生子女并不比非独生子女更频繁地照顾父母。     

新农保减少了来自子女的代际支付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3年CHARLS全国跟踪调查数据对新农保对子女代际支付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新农保会减少较低收入子女的现金支付,增加较高收入子女的实物支付。总体上看,新农保对子女的现金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对实物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两种效应相互作用,新农保对子女总支付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但明显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福利。研究结论表明,以国家公共支付为核心的社会养老与以代际支付为核心的家庭养老相结合,是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     

代际网络与学业成就：网络情境与个体能动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中国为例考察了代际网络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本文通过将代际网络效应置于个体能动与网络情境的双重视角之下,检验了个体能动与网络情境的解释进路及间接机制,分析了个体能动效应基于网络情境的条件效应,进而揭示了两种解释路径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第一,代际网络宏观及微观效应在中国均存在。父母认识其他家长和网络情境特征均能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第二,随着宏观代际网络资源的增加,由个体能动效应带来的学业成就回报逐渐增强。影响增强的网络资源因素主要来源于网络规范与关系人阶层地位。第三,宏微观代际网络的间接机制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宏微观代际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家庭和同伴社会资本、学业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子女的学业产出。     

扶上马再送一程:父母的帮助及其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以往关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而很少讨论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对传统赡养关系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在2012年的试调查数据后发现,现在中国父母正在从经济和小孩照料等方面向他们的成年子女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而且父母的帮助（特别是小孩照料）对是否能够得到子女赡养和赡养的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分城乡的比较研究发现,父母的帮助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在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家庭养老赖以维持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     

海外移民潮背景下留守老人代际情感影响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利用北京地区子女移居国外的老年人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子女移居国外而其老年父母留守国内居住的新移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因素。这些老年父母认为女儿、已婚且育有孩子、提供日常照料、收入越高、越孝顺的子女,与自己的关系越亲近。同时,自身身体健康状况越好、非独自居住的老人,越趋向认为其与子女的情感更亲密。移居国外的子女与国内居住的子女在对父母情感支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老年父母与移居海外的成年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并没有由于空间距离拉大而疏远。     

孕育希望：宏观代际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当今中国,子女在家庭中仍处于中心位置,父母对子女福祉的重视会影响其生育决策。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宏观社会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流动性与期望子女数显著正相关,主观态度是重要的中介影响机制。从子代地位预期与抚育成本预期的视角出发,相对流动性的影响呈负社会经济梯度,但流动性的提升不会抑制高社会阶层的生育意愿;性别差异在社会化视角中被强调,男性受流动性的影响更强,并且流动性与期望男孩数关联更加密切。本研究从宏观层面丰富了对低生育率现象的理解,对从微观层面分析流动效应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机会公平政策应当作为当下中国生育促进政策的一个重要构成。     

艾滋病对代际关系的影响--从老年的视角

在艾滋病对家庭影响的研究中,老年人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成年子女一旦感染了艾滋病,会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如经济贫困、健康损害、精神压力、失去晚年保障等.艾滋病使家庭代际支持链断裂,代际支持方向逆转,隔代关系重构.另一方面,老年父母在艾滋病子女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向艾滋病子女提供照料,而且给予精神慰藉,还担负起抚养艾滋病孤儿的责任.然而他们在抗击艾滋病的战役中潜在的作用和贡献尚未得到社会的了解、重视和支持.家庭对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机遇具有决定性意义,加大对老年人家庭的投入,不仅将有利于老年一代,而且也将有利于他们所照料的一代.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本文将家庭资源分配置于三代的代际链,将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亲代优先性”和“成年子代优先性”结合起来形成资源代际分配的四个亚类型,并以此来审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资源分配。通过对CHARLS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的现代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决策,其中,个体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改进)使其在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支持子代。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并未呈现“伦理沦丧”特征,上位优先型的分配方式仍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造成农村家庭对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现象的原因并不总是“伦理危机”,而由“伦理转向”所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可能是上述现象的重要诱因之一。     

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重大决策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成年子女的加速外流可能会削弱相对弱势的母亲在子代重大决策中的代际影响。文章利用2013年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代际影响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的重大事务决策依旧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代际影响并非家庭实权的体现,而是出于对长者尊严的维护;资源论、代际关系、文化规范论对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存在程度差异,其中代际关系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文化规范中的孝道观念,资源论的解释作用最为微弱。     

当代西方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新转向

家庭衰落论曾在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占据主流,认为核心家庭孤立化是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的必然产物。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发展国家不断展现出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多样化,代际团结理论孕育随之产生,认为代际团结仍是现代家庭关系的重要特征,将主要的关注放在代际团结如何可能并发展出测量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型。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研究者发现家庭代际关系并非"团结-冲突"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状态,代际关系主体时常处在一种矛盾的心境之中。分析和解释这些矛盾心境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新转向。中国正在经历西方理论界关于现代社会家庭代际关系变迁讨论时所面对的许多结构性背景,这种梳理和讨论有助于深入研究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新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诸多方面的改变: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独立、平等与和谐;在亲子互动中,独生子女家庭突出体现了"下一代为重";在代际交换中,父辈抚养付出与子辈赡养回报不平衡加剧:而文化反哺成为亲子传承的新特征.城市化进程中亲子分离和监护缺失、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矛盾,以及现代社会父辈权威减弱,是代际关系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北京市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趋势

近年来,北京市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0-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在下降,而独居和只与配偶同住的比例在上升,由38.74%增至58.17%,老年人空巢居住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目前,老年人的主要居住安排方式已经由"三代同住""与儿子同住"转变为"只与配偶同住"。2010年将近三分之二的老年人不与成年子女同住。一些主要的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可能会和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有关。     

社会养老之思考

据《中国人口》杂志的专家测算: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999年2月20日就已越过10%的标准线,到2006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1.03%.预计到2040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上升到4.09亿,比重达到26.53%,人口老龄化趋势达到顶峰.我国老年人在人口各年龄组中是"穷人"居多的群体.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问题日趋突出,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发挥社会养老功能,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