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当·斯密往来书信中有关《国富论》的成书过程

《国富论》作为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亚当·斯密耗费了近25年时间完成的。关于本书多次修订的情况,在其与朋友来往书信中有一定的论述。本文通过对这些书信的梳理和解读,就写作中的有关情况、朋友的态度及作者本人的行为进行了描述,当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斯密本人及《国富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代国家能力建设:价值、基础、实践和目标

现代国家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力的有效程度,这使国家能力建设成为国家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核心议题.国家能力建设在本质上是提高国家强度的过程,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所在.基于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复杂性与综合性考量,现代国家能力建设必须以公共理性为价值观照,以制度规范为基础保障,以民主治理为实践方式,以社会化为目标趋向.只有从多维度对国家能力建设进行理性思考,才可以避免国家能力建设的偏失,进而促进国家能力建设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与历史使命

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尚未受到应有重视的知识领域。随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深入发展,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日益凸显出其独特价值和历史使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可为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从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出发,推动建立以现代、平等、开放和对话为核心的新型文明观,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健康政治: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疾病治理——理解现代国家建构的新维度

生命健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疾病治理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责任。人们对疾病属性的认知,经历了从个体行为到国家管理、从生物医学问题到社会公共问题的转变。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能力的增强使国家具备了开展疾病防治的条件。国家的疾病治理过程深刻改变了国家自身,疾病治理重新定义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增强了国家对公民的规制和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同时,疾病治理对现代国家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和行政机构的设置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国家机器的完善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增强疾病治理的有效性,现代国家应在内部增强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信息沟通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还应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性机构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疾病治理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攻关。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试论现代国家与公民权的内涵及两者之关系

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国家主权和平等公民权为核心特征的国家形式。公民权是现代国家其国民基于成员身份而获得和承担的,为该国法律所确认的成员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本文在厘清现代国家与公民权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现代国家是公民权的基本载体,宪政建设是现代国家成长和公民权保障的联系纽带和基本路径。     

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抗争政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本文通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为维护退休金权益所展开的十年抗争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来勾勒国家在劳动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僚场域。这个官僚场域由三个相互交叉的圈子所构成：信访办圈子、信访办与法院之间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这些交叉的圈子所构成的国家场域一方面通过对抗争的制度化循环而拉长了工人的斗争时间,分散了抗争的空间,从而有效遏止了抗争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抗争工人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叙事化互动促进了国家资本的激活与流通,从而实现了对抗争者的象征性支配。     

公仆意识·国家权力·民主制度——与钟维荣、李君如商榷

把公仆意识与国家联系起来的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公仆理论,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公仆意识是同民主制度紧密联系的一种意识,因此,要增强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必须在健全民主制度上下功夫。     

现代国家建构:我国党政关系演进的一种解读

党政关系模式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也最终决定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因而如何理顺和规范党政关系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现代国家建构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其与中国的党政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对我国党政关系演进历程进行分析,既可以梳理出我国党政关系模式演进的轨迹,同时对于当前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和理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国家理念与政治文明：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理念是一个国家所坚持的哲学学说,它是国家所秉持的总体性观念,是历史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国的国家形象最终取决于该国所秉持的国家理念及其在此国家理念下进行的国家建设的实践。一方面,国家理念的不同决定了国家形象传播的具体内容、国家形象传播的主体选择、国家形象传播的具体策略的不同;另一方面,国家形象传播的效果会对国家理念能起到完善和矫正的作用。国家理念是区别不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论人的尊严观念的现代理性基础

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出发,关于人的尊严的认识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对人的尊严的理解和认识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立场并不是根本对立的,都包含人文主义的预设,都是以传统等级制度为社会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尊严观念既包含传统价值基础,又以现代理性作为认识基础,它是科技进步、经济独立、公民权利确立、人权运动勃兴等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更是民主法制不断完善健全的结果。而反思现代性意义上的人的尊严观念对人的尊严现代观念的普世主义情结提出了重大挑战,对人的尊严现代观念的理性基础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对人的尊严现代观念的价值基础和文化根基进行了全面反思。     

论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意识

当今世界,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在中国,文化越来越从边缘走向国家政策的中心,文化产业大发展也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正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文化产业后发国家,一定要基于全球视野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依托顶层设计发展思路,建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文化产业发展,以社会合力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中国社会也随之出现了社会利益、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具有凝聚改革共识与化解深层性阻碍的作用,基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考察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及其均衡机制构建,有利于从历史进程和学理背景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价值意蕴与内在机理。通过考察当代中国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具体表现和现实背景,可以从政治权力及利益分配的双重逻辑分析失衡的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上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发展、增长与共享、差异与平衡的关系问题。     

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危机.本文认为,这一危机在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自由主义一方面要求国家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基于个人自由的道德优先性反过来否定国家的道德正当性,甚至批判国家是一种道德的“恶”.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在道德上要求个人的真正服从.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危机,本文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在早期现代兴起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神学政治问题”,也就是宗教与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政治哲学之父”马基雅维里将国家本身去宗教化和去道德化,使它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为建构.在此基础上,霍布斯建构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国家观念.而洛克则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国家的绝对权力进行道德约束,捍卫个人自由相对于国家的道德优先性.卢梭和黑格尔一方面接受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性前提,另一方面试图消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辩护无论在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在左翼激进主义那里,都没有得到承认.本文的结论是,要想重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我们必须站在一种超出现代性的更高视野去反思现代性的前提.     

超越现实：论现代影像的象征性

象征是超越现实提升影像艺术品质的重要途径。象征的本质是对物象原型进行主观化的建构而形成的具有某种指向性的＂联想的整体＂,以达到发现和表述世界意义的目的,从而形成具有符号意义的价值影像。象征的原型也许是很日常化的,但因此会更有普遍性和深刻性。影响象征的因素最主要是传统文化心理,突破艺术家自身的感觉防卫系统,构建开放式的思维结构是提升象征品级的关键所在。     

论北欧学者对于其福利国家体制的研究、论争及其论争的逻辑基础

在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北欧模式曾是世界各国发展社会福利的学习样板;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模式逐渐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这些批评声音也同时出现在北欧国家内部。本文回顾了北欧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政策观念的变化,以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政策的联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也有助于我们评估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和政策分析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