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鄂西土司司法自治与土家族家族司法的确立

处在武陵地区的湘鄂西土家族,在唐末以来至清朝改土归流前的七、八百年问实际处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司主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民间一切的诉讼案件,都只听凭土司主一语判断,土司主就代表着法律并随时可行使司法权力,因此在司法方面也处于一种相对自治状态.土司体制运转了数百年,到后来弊病日显,矛盾也越来越多,这些矛盾导致了土司制度的灭亡.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使得土家族家族司法得以确立.这种家族司法在维护本家本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充当官府治理地方的辅助工具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它包含着的朴素的民主公平的家族司法理念,在历史上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国家法律统一规范的前提下,我们应对传统的家法族规吸取其中有益的精华,扬弃其中的糟粕.经过"传统的再改造",实现土家族家族司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价值转换.     

从绝对主义理论看法国旧制度末年君主制改革的困境

18世纪70年代初,法国的司法大臣莫普进行了一次打击高等法院、加强王权的改革。然而,这次改革终因缺乏社会支持、饱受抨击而走向失败。司法界著名人物马尔泽尔布从绝对君主制应反对专制主义、遵守根本法并保护臣民财产权等原则出发,大力批判了莫普的举措。马尔泽尔布与莫普之间的冲突正体现了法国绝对主义的内在张力,它既宣言王权之绝对性又规定了王权之限度。改革所引发的争论开启了关于根本法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专制主义的痛恶,并促成了超越绝对主义的自由君主制理念,这些都加剧了旧制度末年法国君主制的困境。     

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司法界买官制问题再探讨

16、17世纪,法国对外战争频仍,财政状况糟糕,同时存在大量资产者渴慕进入官僚体系,因此官职买卖制度逐渐形成并在司法界盛行。官职持有者因与王权存在共同利益而巩固了绝对君主制。然而,公职成为世袭家产的现象也塑造了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王权的司法贵族团体,倡导绝对君主制的思想家和大臣们不断谋求废除司法界的买官制,并强化了法官们懒散、无能的观点。实际上,高等法院法官群体并非尸位素餐,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善于吸收启蒙观念,在日常工作中尽力维持并改善那个时代的司法秩序。可以说,司法界的买官制使绝对君主制具有了更稳固的根基,同时它又赋予穿袍贵族一定独立性,从而制约了绝对王权的发展。     

日本企业人事制度的变迁与知识型劳动者的管理

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的人事制度由职能资格等级制度逐渐转变成任务等级制度。新的制度既能适应短期的市场竞争,又具有企业内教育的功能。以知识创造理论为基础,对任务等级制度和职能资格等级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新的制度以市场需求为原点,对员工的职务和职责进行明确的规定,但是对处于职业能力培养阶段的非管理层员工,仍然保留了职能资格等级制度时期的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工作管理。     

活身体与性别:对社会结构和主体性的反思

近些年来,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一直都倾向于将它们的理论建构为一种限定在身份和主体性的思想。社会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根据特权和弱势权利的关系来配置人们的地位已相对地被忽视了。因此,本文强调了性别研究中权力批判的中心地位,要求突破基于自然—文化的区分的性别概念和新兴的身体政治学,强调从劳动的性别分工、规范性的异性以及权力的等级制度的高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彻底批判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弱势权利的结构化过程。     

“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业的兴衰与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

在滇缅交界山区,随着清初大型银矿的开发,地方土司受到来自清朝和缅甸两方国家力量的掣肘。新兴宗教的宗师铜金和尚利用矿工秘密社会、矿区商路和私盐市场之间的交错关系,在官府和土司之间寻求政治发展空间。嘉庆皇帝为了清理清缅战争后的残局,直接主导了对铜金和尚的剿抚决策。通过检视铜金成为地方官员的合伙人、皇帝眼中的政治投机者以及山区民众心目中的“佛王”的过程,本文集中讨论新兴制度创立者社会动员力的发展与国家体制的关系,以及清朝国家力量在边疆的伸缩与山区“佛王”体制及倮黑（拉祜）族群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     

自由企业制度：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

社会变革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近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确立的经济自由制度。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其中，自由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自由企业制度也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我国企业制度必须从“政府控制型”的传统企业制度转向“非政府控制型”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最终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由企业制度。这是我国企业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彻底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现代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论萨满文化现象——“萨满教”非教刍议

迄今为止的中外学者普遍把萨满文化现象视为原始宗教,作者对这一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文章从萨满文化现象的非单一构成性;意识场与原始宗教、巫术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萨满文化现象与原始宗教现象的不同,认为巫术文化是萨满文化的主流。巫术意识与宗教意识的分离、交叉与重合乃是萨满文化现象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原因,作者认为:巫术是萨满现象的基础和核心,弄清这一问题,对于解释萨满文化现象世界范围分布的广泛性,对于认识这种现象的本质,对于探讨萨满文化现象的发展阶段与类型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明王朝对云南边疆的治理和开发

元顺帝北走后,元朝留在内地的军事力量还有两大支:一是云南的梁王,二是东北的纳哈出,都依然用元朝的年号,秉承元顺帝的命令、雄踞一方。朱元璋忌惮于蒙古人"斡腹"亡宋的历史教训,于是武力统一了云南。为了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明朝首先结束了大理段氏雄踞大理的局面,将段氏迁出云南。同时伴随着大量汉族军民的移入,云南几千年来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儒学的兴起和内地先进技术的传播,云南进入又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备,是上承蒙元、下启满清的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模式。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

康雍乾三朝在我国历史上是颇具争议的一个时期,学界对"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尚存争议。文章测算了康乾时期人口、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进出口贸易等四个方面的经济数据,发现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8.37‰和6.13‰;财政收入和进出口贸易均有所增长。但与同时期英国的横向比较可知,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此外,研究还发现,康乾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此,"康乾盛世"并不存在。     

On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Judicial Justice in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s a basic require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hat people can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enjoy long-term stability and order.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ng social governanc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his is where judicial justice plays a unique role at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That is, judicial justice is the key to transforming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guarantee of a new-typ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guide to upgrading autonom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o achieve judicial justice, we must popularize the idea of the rule of law, improve judicial work style and innovate judicial institutions.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American Indian tribal government support of office-seekers: Findings from the 1994 election

How and why do American Indian tribal governments support political office-seekers? Using results from an extensive survey of tribal governments in Arizona and Oklahoma,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ssues, rather than cultural ties or political party affiliation, are the primary impetus for American Indian tribal government support of candidates. Additionally, we examine several ways in which American Indians support candidates for office other than voting. This includes official endorsement,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get out the vote efforts (GOTV), and volunteering for a candidate. Ultimately, our findings begin to uncover how and why American Indian tribal governments seek to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current era of evolving “government-to-government” relationships.     

尊尊之义：从丧服制度看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情感原则

本文通过追溯当下政府行为特点背后的思想渊源，展开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内在精神的理论探索。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构建在起源处就与基于家户财产的家父长制支配不同， 强调基于人性中的尊尊之义来构建从父到君的政治伦理。 以君臣上下为主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内在精神主要是尊尊之义与道义原则，这两个维度以人的仁义之性为基础，调整着政治秩序中君臣关系的具体样态，并以礼制的形式塑造出一套关系伦理，型塑着中国人的心智结构。这一关系伦理虽然在历史与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但仍然对政治秩序有着根本性影响。     

司法审判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存在一些误会。在当今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浓郁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的现实背景下,民商事纠纷案件审判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应用比较普遍,很多时候法院的调解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特点鲜明、适用策略多样、适用价值丰富。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