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意义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以《逻辑学》为“基础”的——对正义逻辑的评论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不同于之前的政治学。它没有单纯地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政权,而是对具体的现代制度进行思考;在对现代制度的思考中包含着对现代制度的参与者的自我理解本身的分析;并不讨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而是讨论抽象权利、道德义务,以及黑格尔称之为德性或伦理生活的社会秩序。对这些显著特征的理解,应该从其《逻辑学》中寻找答案。     

道德建设:从制度伦理、伦理制度到德性伦理

伦理制度是明示的道德规范,而制度伦理则是隐含于非伦理的制度形式中的 伦理要求。虽然制度伦理、伦理制度为任何道德建设所不可或缺,但道德建设又不能停留在、 局限于制度伦理或伦理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的更为根本的任务,是在制度伦理、伦理制度的基 础上,塑造出具有完全的道德意义的德性伦理。所谓德性伦理,是出自个体德性的伦理,即以 个体的德性为自因的伦理。西方现代化社会由于德性的失落或边缘化而导致的诸多严重问 题,是值得注意的前车之鉴。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应当在崭新的制度伦理、伦理制度的基础 上重塑德性伦理,使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使道德真正成为人的道德,使外在的他律、强制、 束缚逐渐为内在的自律、自觉、自由所超越。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追求,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衡量德性的准则。所谓“中道”即德性,分为两类:理智的和伦理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就是善,过与不及就是恶,“伦理的德性即是中间性”。中道德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对于恶与不当的情感和行为,它们的恶性质是绝对的,“不存在中间的过度,永远是罪过”。中道的实现是不易的,但是可能的,这需要行为者具有知识,且需用理智去克服欲望。中道德性论对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中道德性论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现代侵权法的哲学转向

理性主义侵权法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至19世纪,已经是危机重重——脱离现实生活的法律表达,异化为与民众生活相分疏的工具理性,并使人们接受了法律的制度拜物教。至20世纪,侵权法法理学改变最初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开始接受哲学对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审核,转向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法学和实用主义法学,以社会责任论取代道义责任论,并强调法律的社会功能。随着人类对法与正义关联认识的提升,侵权法通过对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观念的整合,接纳并建立了以保障人民生存权为主的重视分配正义的新的诠释论;随着德性伦理逐渐式微而规则或制度伦理的日益凸显,实践中社会正义观念在侵权法领域最终与个人正义观念发生融会。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论商法的伦理之维

伦理与法律实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和伦理的调节和规范。商法从中世纪商人法到近代商法再到现代商法的演变过程依赖于伦理道德的引导,这些因素都凸显出商法的伦理基础。商法的伦理性特质不仅体现为商人群体自主创造和发展的、彰显商人精神的商事习惯,还存在于商法精神实质之所在的商法基本原则和充分展现商法人性关怀的商法规范等商事制度方面。商法需要技术性规范和伦理性规范的共同支撑。从伦理视角看待商法是为了平衡和改变当前我国商法体系过于注重技术性属性而忽视了商法伦理属性的现状,因此,创新我国的商法制度,必须注重伦理因素的考量:一方面,确立体现商人伦理精神的商事习惯的商法法源地位,将仅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商事习惯吸收入法,在立法上承认商事习惯的法律效力,在司法上承认商事习惯可作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把依赖工具理性设计出的商法制度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将伦理精神贯彻到商法规则的设计中,不仅应检视现有的商法规范是否体现了伦理精神的要求,还应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现时代精神需求的商事伦理文化。     

安提戈涅之镜：朱迪斯·巴特勒政治伦理批判的现代性线索

在21世纪初西方左翼学者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浪潮中，朱迪斯·巴特勒以其拉康主义的方法开拓了重新理解主体及其现代症候的路径。在这其中，巴特勒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解读隐含着一条从性别批判转向政治伦理批判的核心线索。安提戈涅之死所凸显的政治伦理矛盾在哲学史中虽久经探讨却也并未突破概念与现实的鸿沟。巴特勒以安提戈涅之死为切入点，与黑格尔、拉康等人进行创造性对话，通过伦理解读、精神分析、欲望主体，对安提戈涅赋以全新阐释。突破传统意义上黑格尔式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立足政治伦理框架反思巴特勒将安提戈涅带入当今政治语境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德性与幸福中隐含着三个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以习俗为共同出发点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目的分别是促进"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政治学的公正立法使人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服务于政治学的伦理学的目的是使"个人的善"同一于最高善——"城邦的善"。德性不仅仅是"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而是"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德性的养成要靠个体在健全的法律下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德性的养成是一个持续的心理禀赋过程,最终养成"明智德性"。只有灵魂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它是完善的和自足的;人的幸福有两种:一是"第一好"的幸福,属于沉思的理智的幸福;二是"第二好"的幸福,属于实践的理智的幸福。     

从《红楼梦》看清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清朝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制度,从中不仅可以发现封建王朝的宗法伦理观念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由于清王朝是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变革时期,与以往各代的封建法律相比,其对婚姻家庭的法律控制已相对宽松。     

荀子礼义之治与性说的关系

荀子的礼义之治的概念是透过对人性的彻底观察后所作出的一个结论。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各种欲求,然而,在以人伦关系为基准的社会生活之中,人的欲求必须受到相当的约束才能确保社会的秩序。荀子有鉴于比,于是就设计出一套人们在伦理及政治生活上必须遵守的规准,以疏导人们的欲求及消弭混乱的根源。这个规准就是礼义。在荀子而言,礼义之治因人之性恶而起,因此,本小论即试就以此为论旨,并依据《荀子》礼论、性恶等篇之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荀子礼义之治及其性说的相互关系。若有误谬之处,尚请诸先进贤达不吝赐正。     

生命与伦理:齐美尔生命哲学基础上的个体法则

以其早年对货币经济下的个体处境及两种个体主义的思考为背景，晚年的齐美尔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了有关伦理准则的个体法则。西方的主导伦理思想视伦理为普遍法则对个体行动的约束，普遍法则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机械的、理性的、目的论的视角之上。个体法则却以作为应该的个体生命为源泉，打破了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各种视角局限，同时回应了齐美尔早年有关货币经济、文化悲剧和个体主义的思考，提供了一种与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不同的个体主义话语。     

From “State and Society” to “Institutions and Life”: A Shif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institutions and life” is proposed a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to “state and society.” Here, “institutions” refers to formal institutions set up in the name of the state and supporting its agents at various levels and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functions. “Life” refers to the everyday activities of social beings, involving not only the interests, powers and rights-based claims of expedient production and lif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but also relatively routine popular mores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and applying this perspective is to probe the complex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ving subjects and the agents of formal institutions in i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thereby analyze the actual logic and changing direction of China’s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s behind changes in mores so as to grasp the mai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China’s modern nation building.     

美国和谐社会思想传统与战后制度化调适

美国具有深厚的和谐社会思想传统。这一传统主要表现为早期移民的理想社会想像、美国政治法律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理念、19世纪的乌托邦实验、源远流长的生态平衡观念和战后经济学中的生活质量理论。起始于新政的战后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的宗旨在于,通过立法和政策措施全面调整社会关系和人地关系,使社会健康和谐地发展。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祝福”习俗及其诠释

民间习俗是理解一个社会与文化的重要信息库。本文通过对浙江绍兴地区岁末“祝福”习俗中各种文化象征符号的解读，从“成熟与收获”、“死亡与离别”、“终结与回归”三种文化图式上来分解“终结”这一时间概念所蕴涵的复杂意义。目的在于理解中国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探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基础。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1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erms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and related terms “rules”, “conventions”, “norms”, “values” and “customs”. Part one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whilst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ts explore differences. Part two considers institutions, rules, habits or habitus and habituation, whilst part three critically reflects on three common conceptions of social structures. The conclusion comments upon reflexive deliberation via the internal 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