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生野生动物交易中的行政管制完善路径

行政管制作为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以保护人民安全健康、保护环境和防止事故为目的,对存在公共风险的行为进行制约.我国野生动物立法虽确立了动物规范利用原则,但当前政府实行的行政管制措施加大了野生动物利用难度,"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再次成为争论焦点.交易作为利用的前置环节,在交易环节采取的合理行政管制措施将有效地规范野生动物利用与公共卫生安全.通过分析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现状,发现我国的行政管制存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狭窄且封闭、部分行政管制措施不合理、行政管制措施缺乏卫生与安全意识等问题,结合国内外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实践提出扩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丰富管制方式、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交易风险与卫生管制措施等完善路径,以期完善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     

试述我国第三产业中自然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

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行政垄断不利于第三产业中自然垄断行业的发展。但市场经济体制下由政府管制而产生的行政垄断却是自然垄断行业正常发展的条件。对于我国第三产业自然垄断行业中行政垄断的改革,应该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新构建政府管制制度。     

管制视角下的行政审批改革探微

行政审批制度,产生于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博弈过程。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调节经济活动的两种基本机制。现代市场经济下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存在,决定了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单向度选择关系,而是两种机制良性的适度选择与动态调整过程。这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管制机制下行政审批的改革方向。     

当代西方的行政改革及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文章从“政府失灵”、经济全球化、社会多元化、高科技的发展等方面分析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原因，从多方面分析了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特点、发展趋势以及问题和不足，阐述了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对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作用。     

基于矿业安全的矿权配置与管制政策

矿产资源品的开发利用需兼顾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两类目标的均衡,这是保障矿业安全而进行政府管制的价值基础,矿业安全的管制研究即是以此为基础,利用管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划分矿业管制与市场机制的边界,为矿业安全和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矿业市场的治理应从"控制式的行政管制"向"协作式的市场规制"转型,充分发挥政府规制、自由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构建三者协作共管的"三维一体"均衡管制机制。矿业安全管制的有效边界应通过对矿业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与风险控制分析的方法加以解决,以实现矿业管制过程中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     

社会合作管制：模式界定、兴起缘由与正当性基础

社会合作管制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要素,但与社会自我管制、行政高权管制并非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在参与治理的推动下,传统的政府高权管制有所缓和,但难以撼动其命令—禁止的管制模式,而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则促进了社会自我管制的兴衰。随着参与治理、社会自治模式分别被合作治理模式所替代,今后在合作治理主导下的管制模式无疑将走向社会合作管制的康庄大道。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转型期的权力格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社会合作管制兴起的正当性。     

有效政府管制过程及管制方法优化创新研究

政府管制机构、被管制行业和消费者三个行为主体处于直接互动和间接互动关系中.直接互动主要包括收集信息、法制规定和行政裁决三个内容.间接互动是消费者和企业利益集团企图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渠道影响管制决策的活动.要在互动过程中实现有效的政府过程管制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一是必须拥有互相独立又相互制约的行为主体;二是管制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必须处于互动关系中;三是必须有相关的制约、监督机制.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为进行管制能够实现促进社会分配效率、刺激企业生产效率、维护企业发展潜力的政策目标,因此优化政府管制方法十分重要.激励性管制是相对于政府单方面强制管制而言的一种新型管制方式,应当积极推广.     

中国电力行业政府管制方式改革思路探索

电力行业是社会公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并取得初步成果。对中国电力行业管制方式改革现状及其成效进行分析，有助于确立科学的改革思路：突破政府管制的传统，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例，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坚持扩大竞争的政府管制取向，寻求放松管制和强化监管的发展走向。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指导的实施

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自然或人为因素引发的公共危机。在对公共危机进行管理时,政府需要实施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包括积极行政指导和消极行政指导：积极行政指导是主动实施型的行政指导,对应的是服务型政府;消极行政指导是被动承受型的行政指导,对应的是管制型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公众需要一个富有积极内涵的服务型政府。     

环境行政管制困局的立法破解——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中心的解读

我国环境行政管制存在着管制不足、不力和不能的困局。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提出及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立法体制,为《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提供了机遇和社会政治基础。与环境行政管制制度的扩张与强化相比,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在环境行政监管体制规定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行政管制的监督和制约主要体现在行政机构内部监督与问责、人大监督与督促、司法监督与督促、公众与社会监督督促四个方面;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公众参与的环境法基本原则,作出了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对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予以专章规定,保障了公民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