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共同体的实体缺位与权力重塑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样态,各互动主体之间的联结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模式。在网络空间中,伴随着行动主体的"缺场"、"脱域"、"匿名"等特征的出现,共同体面临消解的危机随之而来。同时,网络共同体因其中的社会契约、成员和群体等基本要素的部分缺失而缺位。互联网的嵌入,使人们拥有了平等的信息获取和发声的权力。在流动的场域中,社会运行的逻辑和规则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的行动图式和交互关系也随之改变。虚拟行动主体、信息和权力一道,经由互联网自由地输入和输出。不同于以往"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中轴,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社会中的信息就是权力的表征。根据个体处理和加工信息能力的差异,互联网利用新标准对个体进行再分层。相异于传统熟人社会人人可依的"乡土",互联网既可以使人们的表达管道更为多元,同时也加剧了部分社会成员与社会的断裂程度。网络社会新机制实质上就是权力重塑的一种表征。     

网络造句:大众文化的狂欢盛宴

网络造句作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今已经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网络走向现实,形成各种流行语,甚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网络造句的大量出现不仅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对公权滥用的质疑讽刺以及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网络造句是社会文化的"晴雨表",既体现了对权力化社会的颠覆与反抗,又体现出在复杂的社会转型中个人的无力与无奈。它无意间契合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狂欢因素,上演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颠覆传统的盛大全民狂欢。     

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

社会的个体化既使得社会成员获得了"为自己而活"的自由与责任,也催生了新型的社会矛盾,这一结构性困境亟需社会工作的介入。为应对挑战,社会工作必须在本土实践中突出个体的位置,合理调用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专业技巧,并将塑造个体性作为重建共同体的基础。同时,着力反思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创新理论,为个体化时代中的社会工作提供元层次上的指引;二是转换范式,强调个体的参与和自组织能力;三是理顺关系,将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建基于对个体的"服务"之上。因此,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是:为个体谋求更为公正的制度安排,协助社会成员有效地获取身份和权利,并将个体性与公共性有机地融合。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网络民俗研究的理论逻辑和“概念性框架”

数字化传播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环境被互联网影响和重塑。互联网中勃勃新生的大量新型民俗事象，反映出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生活语境中发生了深刻衍变。这类在网上生产、传播的新民俗，虽保留了传统民俗的“种”的基因，但也反映出因社会生活内容更新、数字化传播所带来的诸多衍变，且已蜕变为栖居网络空间的“新民俗”。基于数字化时代“民俗”出现的变化，民俗学研究既要关注数字化时代社会正经历的“再习俗化”过程，聚焦网络民俗的“元问题”并作出整体性观照，展开网络民俗的多学科、系统性研究；同时也要积极跟进互联网时代生活数字化带来的民俗学概念性框架的新议题，拓展原有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推动民俗研究理论范式创新和现代民俗学学科建设。     

互联网时代的个体自由与孤独——社会理论的视角

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互联网"脱魅机制",延续了现代性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自治与个性规避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后果之一就是个体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孤独感源于个性与意义的双重缺失。互联网增进了个体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便利性,但也使个性淹没在繁芜庞杂的信息中。互联网给个体带来暂时的"去权威化"体验,也使其陷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社会联系的意义上,互联网促进了个体之间的"在线交往",但常常削减了面对面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制造或加深了个体的孤独感。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来说,在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培育自我反思能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化解孤独感的重要途径。     

网络社会的本质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

通过对社会、网络社会概念进行分析,认为网络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交往而组成的有组织的系统,是人类社会最新的存在方式,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以互联网为纽带,通过信息交换而形成的虚拟社会 。网络社会的存在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其存在的技术基础是现实社会的软件和硬件,其存在的主体基础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网络社会中的内容都是现实社会存在内容的电子化形式。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在互联网上的映像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具有不完整性和扭曲性。不完整性表现在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人只是现实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主要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技术的年轻人,扭曲性表现在人们往往在网络社会中刻意表现出和现实社会不一样的方面以及作为网民群体一员而表现出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网络异化视域下的大学生价值观偏差问题探析

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发展带来新动能,为人类生活带来新体验。如今,原本服务于主体人的网络却反过来钳制人的思想、约束人的发展,导致人的网络异化问题的出现,成为网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弊端。大学生作为主要的网民群体,其网络异化引发突出问题——价值观偏差,究其原因是大学生个体因素和网络"变质"文化的影响,需要通过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到网络文化建设由内而外进行解决。     

网络“自媒体”语言消费大观及其成因探析——兼论网络“自媒体”的互文性特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语言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途径越来越为广阔,由此所产生的消费活动及其经济价值也越来越明晰地凸显出来。随着手机、电脑、互联网的兴盛与普及,以生产并传播手机短信、博客微博、网络评论等为代表的"自媒体"语言消费活动蓬勃发展,在种种全民参与的"话语狂欢"活动中,人们消费着个体的意识形态,也消解着集体与个人的精神压力。     

文体进化需要自由与自律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 ,巴赫金对狂欢生成体裁未作深入的论述。独裁性集权统治的压迫使巴赫金人生不自由 ,因此他才极端地追求“狂欢”在文体进化中的作用 ,认为狂欢有生成体裁的意义 ,即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过度推崇的原因是受到了一元的个体生存方式、社会政治生活和文体形式等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式压抑。事实上 ,人的狂欢 (社会的狂欢 )与文体的狂欢对人、社会、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都各有利弊 ,狂欢的巨大价值是对旧有秩序的改良与改革和解构与颠覆 ,由此也会带来只破不立最后导致整体混乱的结果。因此 ,在文体进化中强调正确处理“文体自由”与“文体自律”的辩证关系十分重要。     

从“e时代”到“i时代”——对网络传播的一种探讨

网络传播从“e时代”迈入“i时代”,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成为现实的.移动互联网使得“个体”永远在线成为可能——这是网络传播进入“i时代”的基础.“i时代”,意味着新的网络社会生态.“i时代”成型的本原在于:“个体”在新的社会交往结构中,面临着如何反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永远在线”、“自我中心化”、“个体体验”等时代特征让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受众在寻回对信息的主动权的同时,也在努力对“个体性”进行探寻——或者自我拯救.     

论社会群体及其主体性

由个人组成的各个种类、各个层次的群体,是人的社会存在形态。一定的群体作为主体面对一定的客体,也有它的主体性。这种群体的主体性既与个人主体性直接相关,又有其各自的特点。一、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群体人类是能群的动物,即能够组成群体并在群体中生活的动物。人群共同体是多种多样的。能够超出纯自然本能的需要,根据特定社会功能的需要组成某种人群共同体,这是人类独有的特点。诚然,许多动物都有群的需要,甚至也能组成某种"社会",如蚂蚁、蜜蜂、猿猴的群体和"社会"。但这种动物的"社会"纯粹是以其自然本能为前提的,这种固定的自…     

论政治社会的方式

政治社会化涉及到个体和社会的政治观点的起源。它专门研究政治共同体内部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公民获得对政治世界的认识,将政治标准和信仰代代相传的一种方式。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个体通过种种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步学会社会或群体成员所具备的政治认识、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如果个体不能顺     

与他人共在的源初方式——亨利关于与情的物质现象学研究

亨利在其生命现象学或物质现象学体系中为他人问题提供了新的现象学描述.与胡塞尔为代表的意识哲学家把“我”与他人关系的本质归于知觉主体间性不同,亨利认为一切可能的共同体所共有的真实本质是生命.一方面,作为根本上异于表象的源初显现方式,生命通过在自身之中绝对内在的、持续不断的动情来显现自身及向自身显现;另一方面,“我”与他人都在生命之中并通过生命而显现其自身,共同体中众成员的自身显现同时也是生命的自身显现.“我”通过绝对内在的自身显现成为个体,他人亦然.最终,“我”与他人因共享同一内在的本质而“与情”,与情是一切可设想的共同体的最普遍的形式.     

迈向依法有序的网络维权：社会资本的力量

互联网时代,虽然普通网络维权是频繁发生的社会现象,但鲜有深入的学术研究。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社会资本是促进依法有序网络维权的重要社会机制。具体地说：一是社会资本发挥社会支持和社会动员功能,通过资源帮扶和网络交往两种机制,作用于个体网络维权意愿和行动;二是嵌入人际关系的法律资源（法律知识和法律运用技能）,促进个体利用线上的制度渠道,依法维权;三是同等条件下,年轻人、高教育群体网络维权意愿更强烈、行动更频繁;对网民影响力的乐观判断也鼓舞了普通网络维权。这些发现预示着,丰富的人际社会资本含量,将促使人们通过线上正式渠道维护权益,有利于推进互联网治理和数字社会的法治建设。     

网络化时代的感性象征与互联网价值的表达

作为普通网民自身的文化表达方式,"象征"的创造和运用在当今中国网络空间中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网络象征具有明显的感性化特点,是互联网价值的重要载体。作为网络社会的精神内核,互联网价值的核心要义是一种网络化逻辑,是对社会基本价值的回归、时代新精神的倡导和对平民力量的尊重。中国社会的互联网价值具有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为群体认同的重建提供了可能,而且直接成为一种高效的社会整合力量。如何正确对待互联网价值,已成为网络时代政府治理的重大课题。     

社区感：社区组织的新媒体形式与关系连接——基于慈善组织义工微信群的研究

社区感对组织成员具有凝聚人心、促进群体融合的作用。通过对广东汕头“存心善堂”义工微信群的个案研究发现,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的是,新媒介时代的社区感在交际场域、交往方式以及精神、情感的人文回归方面有新的变化,表现为：技术与空间的重叠出现了虚拟共同体与新型共同体;虚拟社区的交往实践改变了群体成员的行动与身份重构;情感的人文回归是整合满足与群际维系的需要。     

中国传统忠观念的起源再探

忠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但关于忠观念的起源研究一直以来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存在忠观念与忠概念的混淆。五帝时代"中"的意识是"忠"观念产生的文化源头,"忠"源于"中",忠观念起源于五帝时代。忠是五帝时代军事首领或酋长为了本群体利益所产生的中正、不偏、公正、无私等的意识和观念,体现了为民的价值导向;也是氏族成员对军事首领或酋长这一权威中心的归依和服从,反映了对群体利益的维护和公平规则的期求。     

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及其型构策略

按滕尼斯的理解,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一群人共同生活,而且意味着这群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类型之一,道德共同体也是一种精神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类似于滕尼斯所言的共同体,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则是"国家主义"的共同体。重构新的社会共同体,尤其是道德共同体,是当前我国社会现实提出的客观要求。当代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的特征是:道德人格的平等性、道德信仰的共同性、道德文化的继承性、道德价值的共识性、道德情感的依恋性、道德与幸福的统一性。建构道德共同体的策略主要应包括:建构利益认同机制,夯实道德共同体的利益基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权力阶层的"道德领导力"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发挥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作用,提升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感和道德自治能力;建立各种形式的"学习共同体"以提高共同体成员的"文明性能力"。     

网络社会中的公共性难题

在我国,随着网民规模的日益增大,网络舆论撬动现实力量的发挥,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网络化时代社会成员开展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然而,这一塑成于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公共领域,及其与塑成于现实空间的传统公共领域的复杂交织,也同时带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公共性难题,如网络缺位群体的集体失声、网络公共议题的“差序格局”、网络公共性的实现困境等.进一步而言,这三个难题分别展现出了网络主体的非公众性、网络议题的非公共性以及网络公共性的实现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