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与承续:台湾省编译馆与台湾研究

台湾省编译馆是台湾光复初期设立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目的是为了编译教材等书籍,消除日本50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这个机构存在的时间不长,然而由于它正处在台湾文化重建的重要时期,因此它的意义和影响不可忽视。本文着重就台湾省编译馆开展台湾研究的缘起、过程和意义等方面进行考察。本文认为,在编译馆内开展台湾研究是许寿裳接受一批大陆学者的意见首先提出来的,它原本不是设立编译馆的意图,但在这方面却颇为顺利地展开。尤其是许寿裳在陈仪的支持下留用了一批日本学者,并使用台湾本地专才,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有效率的研究队伍。许寿裳提议在编译馆内开展台湾研究,与他对战后如何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的理解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把日本殖民统治与学者积累的学术成果区别开来,在文化重建过程中予以扬弃。这种理性思想及其作为十分难得,为后来的台湾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思想及其影响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有机知识分子"思想。葛兰西通过区分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差异,明确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职能。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思想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既推动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宣传、团结了市民阶层,同时也有利于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其思想不仅对霍克海默、萨义德等西方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赋予知识分子伟大的历史使命、加强我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国家统一的必经之途”——20世纪20年代《台湾民报》对“民族自决”论的思考新探

20世纪20年代前后,台湾地区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民族自决”论的启发下,对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及其与祖国革命运动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台湾民报》是当时台湾知识群体最重要的言论机关,在这一思想历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开始,《台湾民报》吸纳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强调“自治主义”,以期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实现。同时借“中日亲善”,敦促台湾总督府进行政治改革。不过,随着美国“排日法案”的通过,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扭转了台湾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自决”论的理解,后者抛弃了对日本的幻想,转而将“亚细亚联盟”与“民族自决”联系在一起,为祖国的反帝斗争摇旗呐喊。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将“台湾革命”纳入“国民革命”范畴,明确了台湾解放是中华民族完全解放的必然要求。祖国的呼唤唤醒了台湾知识分子内心根底的“中国民族”认同,他们提出与祖国一道致力于反帝斗争,融两岸革命为一体,最终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     

评李伯重著《江南的农业发展,1620-1850》与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20世纪 6 0年代到 70年代 ,中国经济史领域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像当时其他学科的知识分子一样 ,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但是现在 ,这代人开始重新建构这一学科领域。他们中独自出版成果最多的学者大概就是现在是北京清华大学教授的李伯重 (以下简称李氏 )了。李氏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成绩是 :在最近的 2 0年中 ,他一直致力于鼓励中国学者认真研究那些被西方、台湾以及日本学者所推崇、而与中国大陆学界本身非常不一样的研究范式。李氏丰富的著作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让不懂中文的人阅读。以下的评论 ,通过比较他最近的两部著作 ,希望能展示李氏著…     

中国现当代文艺视野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自20世纪以来,随着古典中国形象的破灭,中国文学开始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不断寻找与重建.这种重建既是危机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中国的审美性想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时,被迫选择新的发展道路.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社会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及其经济影响

战后近四十年来,台湾经济发展走过了一条“压缩型”的增长道路。从根本上说,这种增长是在当时相对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台湾当局选择适宜性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同时,它与对外资导入及其合理运用也是分不开的。研究日本投资特点及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而窥一斑,对我们不无启迪意义。一、日本对台投资的简单回顾日据时代,台湾的民族工业十分薄弱,仅有的一些现代产业都为日本财阀所把持。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接受了日资企业并将之转化为"公营事业"。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1907:周作人"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与现代中国文学之生成

1907年前后,用作人与鲁迅在日本的异域体验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演变的重要新质;如果说,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标示出了这一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那么周作人与日本"协和"的体验则导致了他对于这一异城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认同,除了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比照之外,用作人与鲁迅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当然,无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体验有多大的差别,在当时却都较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更为深刻和更有远见,因此这些出现于1907年前后的文学活动(包括<新生>的尝试)实际上包含着他们之于中图文学现代转换的深刻认识.     

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河南省中原文化经济研究开发中心等单位主办的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4月12日至14日在北宋都城开封召开。来自国内各地和马来西亚、台湾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会议。大陆学者以及香港、韩国、日本学者提交会议专著、论文50余部篇。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张岱年,著名伦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罗国杰,以及台湾孔孟学会孔孟月刊、孔孟学报主篇董金裕等出席了会议。 与会代表就宋代哲学形态的多样性、宋代哲学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宋代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宋代哲学的现实意义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论“现代评论派”的文化选择

"现代评论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重要的自由主义文化派别,它的产生是2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激进思潮的一种制衡力量。"现代评论派"对中国思想文化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没有被当时的时代主流倾听,但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仍有着思想史的意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保持其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种理性、务实、宽容的精神来解决所谓"中国问题"。这是"现代评论派"的文化选择留给后人的启示。     

联邦制与中国统一问题的历史回顾和现实分析

中国近代史上的联邦制主张及其实践的失败,表明联邦制在当时缺乏可行性;早期中国共产党由主张联邦制到放弃联邦制的转变,也表明中共党人对联邦制及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当代台湾学者所提出的运用联邦制来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主张,仍不具有可行性.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陈仪与日据下台湾研究

陈仪是大陆日据下台湾研究的组织者与实践者.他及其随员对日据下台湾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大陆台湾研究的水准.陈仪取鉴台湾经验,在政治上推行省政改革,经济上发展统制经济,加强闽台交流与合作.陈仪不但是"日本通",也成为"台湾通".应蒋介石之邀,陈仪主持台调会,编译资料.由于对台湾问题长期观察,陈仪辨析日据下台湾的利弊,有独到处,亦有盲点.台调会搜集的资料,多从日本人编写的书中摘译过来,这些资料注重台湾总督府的制度层面与技术层面,忽视台湾民众.陈仪只注重研究台湾的"物",忽视研究台湾的"人",试图维持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与统制经济,与台胞的迫切需要隔着很深的鸿沟.     

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略论

日据时期(1895--1945)的台湾佛教,是由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和在家佛教斋教以及日本殖民者传入的日本佛教三大部分组成.日据初期,日本佛教随着日本殖民者的占据台湾,先后有六宗七派进入台湾,进行零散地"宗教殖民";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则因政权的转变而聚集了相当多的信众,初步形成了五大法脉;斋教因其通俗性而受大众欢迎,在这时得到了很大地发展.日据中期,日本佛教布教师虽大量来台,但并未改变台湾佛教信仰的本质信仰;台湾传统佛教在夹缝中得到空前发展,奠定了其在台湾佛教中的主体地位;斋教则因日本殖民统治的严厉打击,有所削弱.日据末期,由于日本殖民者实行了"皇民化运动",以皇道为尊,台湾佛教无论是台湾传统佛教还是斋教抑或是日本佛教,都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     

李大钊的知识分子观

李大钊是一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一生中,他既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已,又以教授、学者的身份执行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真诚地追求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和风范。与此相应,他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些认识与他辉煌的一生有着内在联系,构成了他思想链条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他宏富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殷海光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殷海光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自称“五四之子”和“五四后期人物”。在台湾的20多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都是跟着殷海光走的,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而且殷海光的学生也多,都非常崇拜他”（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     

民族梦想与津味儿小说的变迁

<正>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用"忧患意识"来概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诉之于文字,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感时忧国的优良传统。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们的关注焦点常在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即使是着笔于身边熟悉的人事,也往往言近旨远,寄寓遥深。地域书写即是典型的题材之一。自鲁迅开启的地域书写传统,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地域书写构筑着关于国家民族现代化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宋初“合利建塔”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佛教入宋以后得以复兴,因舍利信仰的流行而重建了大批佛塔寺院。通过入日宋商信息传播,日僧奝然因此来宋求法,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他是为巡礼而来,并认为宋初中国佛学已经衰落,日本佛学已经凌驾于中国之上。本文仅从奝然在来宋请求雕版《大藏经》的同时迎求舍利、研究造塔技术这一事例证明,他来宋目的是为日本求法,建寺传法。     

论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但中国人民从未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失地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定《马关条约》对中国政府的约束力,将对日清算追溯到1895年,坚决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驳斥美国部分人士染指台湾的设想。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决定了国民政府难以派军队攻克台湾,如何收复台湾考验着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促成美、英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回台湾,而台湾的军事由占领军负责。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打乱了美军占领台湾的计划。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其行使主权,不但以“盟军代表”身份接收台湾军事,更是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行政。“中国代表盟军占领台湾论”完全是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