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乐教育思想试探

诗、乐教育思想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春秋时期,诗教与乐教二者内容虽有别,但诗教即乐教,学诗即学乐。在孔子看来,诗教和乐教是人之成为"君子"、有"仁德"者的必要前提,因此,诗教和乐教之"美善"标准要求就是既有至高的艺术追求,更要有符合"仁"德"的内在理念目标。     

“南岳唱酬”另面观

《南岳倡酬集》是张栻、朱熹、林用中三人于乾道三年游南岳唱酬的诗歌结集,存诗一百四十余首。学界对《南岳倡酬集》古藏本及集中诗之真伪、倡酬诗内涵与风格多有研究。但"南岳唱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则鲜有人考察。"南岳唱酬"是南岳旅游史上的一次壮举;"南岳唱酬"是"心性之学"讨论的诗意表达;"南岳唱酬"中的"禁诗之约"值得关注。     

林纾的楚辞读本与楚辞批评

林纾的楚辞读本见于《左孟庄骚精华录》,仅选屈原《九章》九首诗。其选《九章》,除了自小就喜诵读之外,还与其对屈原的感情共鸣有关。就林纾的《九章》评点文字来看,林纾的楚辞批评,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反映其易代之际的文化心理,同时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的产物。在具体的批评方面,林纾的评点,对屈赋中的"沓"的特点、意象的特征、章法结构的剖析,都表现出独特的批评眼光。作为一部教材选本,它对后人仍有启发意义。     

王船山对“理语”入诗之思考和对性理诗之仿效与矫正

王船山认为诗源于人之情感,理本于人之天性,如一车之两辕,本不矛盾,只要能真正反映人的情感心性,以"理语"入诗同样可以写出佳作。他对以理语入诗的要求是"立风旨以生议论",反对纯粹的以议论为诗,以注疏、帖括、经语入诗。他对宋明性理诗的肯定与仿效主要原因是他要借性理诗之讴歌孔颜乐处、适性自然、流连骀宕来湔洗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某种超越;用纯素少雕饰的性理诗风格来改变自己昔日所学习过的马(司马迁)、班(固)、颜(延之)、谢(灵运)的精美富赡,以实现诗歌风格之多样化。但他对前人陷入禅学有所"修正",对多以道学语入诗、有类语录等缺点有所矫正。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

汉代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其中<韩诗><毛诗>采用汉代经派命名的一般做法,以创始人姓氏命名;<鲁诗><齐诗>以创始人故国命名,与人们对"齐学"、"鲁学"的认识有关,有尊崇的意味.<汉书·楚元王传>所说申公自号<鲁诗>是一种追述.三家<诗>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为创始人弟子所命.<毛诗>之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命,且因三家各自命名而为.     

孔子的诗教与教诗

孔子提出的"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命题,具有丰富的实用性和智慧性特点,它包含了"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与"不愚"的智慧之光。围绕作为诗教核心之"中和之美"的思想内涵,孔子的诗教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强调事物发展的适度性,提倡在矛盾对立中谋取适中的状态,强调在诗教、礼教的规范中实现政治、伦理的有序化等。反映在《诗三百》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既重视对《诗》的政治化、伦理化利用,也坚持教学的基本规律,注重"雅言"的教学,并将讲授《诗》中的古义、本义与强调引申发挥的用《诗》精神相结合,从而体现了先秦《诗三百》教学的某些特点。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中国赋论史上的"赋心"、"赋迹"理论不大可能由司马相如提出。此理论的本义不关理义,仅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批评存在,但在后人的阐释中,却逐渐将其中的"一经一纬"与《诗经》学的"三经三纬"说相比附,将"一宫一商"与《风》、《雅》遗音相对接,从而以"诗迹"量"赋迹",认为"赋心"即"经术之心","诗为赋心"。赋以风雅为宗,据此引入诗教观点来审视赋体发展,将《诗经》学的"正变"学说置于赋体衍变程序中,赋体、赋风因此有了"正"、"变"之区分。"赋心"、"赋迹"理论的变奏,体现的是赋体之教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汇。     

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隰有苌楚》新解

<桧风·隰有苌楚>是<诗经>中意义深远却易被误读的诗作之一.对于此诗,前人或释为讽刺诗,或视为悲观厌世之作,或以为是一首爱情诗.通过对诗中关键词语的辨析,这是一首意境美丽、节奏欢快的诗作,没有必要作为一首政治诗来读,若非要从中体味出"亡国之音"来,则与诗旨大相乖戾.上博简<诗论>第26简论析此诗"<隰又(有)长(苌)楚>得而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此首诗心的契机.对于此诗,从忧生之叹的视角可以看出相当凄美的的意境,但这种误读化欢快为低迷、变明亮为阴沉,与诗心出现了不小的距离.     

"诗仙""诗鬼"辨异--李白与李贺诗性文化范型比较

李白与李贺虽然同为浪漫主义诗雄,其实却有鲜明的差异性,这主要表现于诗心之别、诗境之别、诗法之别、诗体之别.从诗性文化范型角度来看,"诗仙"及其"太白体"与"诗鬼"及其"长吉体"话语系统抟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意义.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来看,李白之诗充分满足了人性之情感极度舒张的精神需要,李贺之诗则完全切合了人类之极度好奇求异的心理特征.     

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东汉"齐诗"衰落的原因

两汉三家<诗>中,"齐诗"学派因善于称言阴阳五行说而独具特色,并在西汉中后期臻于鼎盛.东汉盛行图谶符命之学,而图谶符命之学与阴阳五行说堪称一途,"齐诗"却在此时突然衰落.文章认为,"齐诗"由盛转衰的关结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秉政乃至篡汉以后,三家<诗>明显分为两大阵营,鲁、韩<诗>学者皆拒绝为新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则几乎全部为王氏集团奔走.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东汉朝廷对待三家<诗>的态度和士子的选择,"齐诗"突然衰落和最早亡佚的命运不可避免.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从几首诗看天宝末年李白对杨国忠的态度

人们论及李白对玄宗后期黑暗政治的批评时,常把对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的批判混同言之。如萧士赟论《远别离》云: 此诗大意谓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失其权则虽圣哲不能保其社稷、 妻子,其祸有必至之势。诗之作,其在天宝之末乎?……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 兵权卒归于禄山、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 爱君忧国之志。 萧氏关于全诗主旨是“无借人国柄”的理解,确属有见。但笼统地说“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云云,则尚嫌缺少分析;说诗作于天宝之末,也还不够准确。综观太白诗文,可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汉广》三家说探赜

《韩诗》认为,《汉广》是"悦人"之诗.前人大都认为这个表述与《毛诗序》"德广所及"说并不矛盾.但在详细考查三家《诗》遗说、特别是在对比《韩诗》另一篇"悦人"诗--《溱洧》之后,笔者发现,《韩诗》认为《汉广》诗反映了江汉合流之地的上古巫风;游女着"巫服",实即汉水之滨的女巫.她们以歌舞事神,其娱神的过程即是"悦人"的过程.《韩诗序》把《汉广》主旨概括为"悦人",实与《毛诗序》大不相同.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