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重释鲁迅的“不宽恕”

"胡鲁之争"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意味深长的文化景观,而鲁迅的"不宽恕"与胡适的"宽容"常被同时提及、比较。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和文学家,鲁迅的"不宽恕"究竟传达了怎样的讯息?在他所留下的堪称丰富的精神遗产中,"不宽恕"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鲁迅的不宽容及其强调复仇、决不妥协的"精神界战士"形象,是当今文化语境下仍然值得人们探寻的问题。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

本文从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文化建设切入,概括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即开放型、批判型和创新型。鲁迅的开放型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汲取世界上属于全人类的积极文化成果,来建设中国新文化,并把中国民族文化介绍到外国。鲁迅的批判型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历来采取批判的态度,进行理性思考,避免了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两极性”和“单向度性”的片面性,即拒绝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主义的“全盘西化”的两个极端。鲁迅的创新型文化品格,首先是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其次是鲁迅学术著作的创新,他把文化创新精神提升到关系时代进步、民族命运的高度,同时,他把敢不敢汲取外来的东西,加以创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弱盛衰的标志。鲁迅的文化思想深刻之处,还在于认识到培养新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延安文艺空间中的鲁迅形象建构

在延安文艺空间中,鲁迅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文化存在。鲁迅在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形象建构是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性的,这种选择一方面突出和强调了鲁迅思想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一方面则对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思想有所回避和取舍。鲁迅在延安文艺空间及1949之后的形象建构,一直是被选择、被压抑地塑造着,而且他始终被捆绑在政治和革命的旗杆上,这是鲁迅逃脱不掉的宿命。     

鲁迅精神与吴越文化

70多年来的鲁迅研究表明,在中外文化激烈冲突与交融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鲁迅思想的发展,融汇了中外古今的文化思想,已被众多研究者所肯定,然而,鲁迅在接触西方文化前,他的思想并非真空。鲁迅童年以来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熏陶,曾被笼统地称为中国传统文化,而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铁板一块,绍兴所处的吴越文化,和楚文化、西部文化一样,与处于主流文化地位的中原文化,有着某些质的差异。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吴越文化给予了鲁迅怎样的影响,使他从封建文化营垒中勇敢地杀出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反封建战士。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对竹内好关于鲁迅文学成因及“幻灯事件”的解读

鲁迅文学成因,不是多原点与一原点之间的差别,构成其要素是多方面的,这在竹内鲁迅那里,被当做事实来认定和考察。竹内好提出文学者鲁迅的形象,同时也是把鲁迅作为思想家来看待的。当各种要素被综合于鲁迅开始写作《狂人日记》这个时机时,文学者鲁迅那种源于对希望幻象的破灭而形成的绝望,就成为其思想的根柢。在对"幻灯事件"的异乎通常的解释上,竹内好是把它作为形成绝望的一个要素来加以考察的,却并不违背事实。以反抗绝望为其思想根柢的鲁迅,真正地肩负起了民族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     

上海鲁迅:形象建构与透视

<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革命再生波澜的危机时刻,如何通过改造国民性的方式实现民族救亡,进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是鲁迅同时代知识分子们念兹在兹的重大问题。上海时期鲁迅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走过了从"启蒙鲁迅"到"左翼鲁迅"的心路历程。革命过程中的矛盾关系以及俄苏文论的大量译介等多重因素,有效催生了鲁迅的思想跨越和身份转型。如何在左翼与右翼、激进和保守、传统和现代之间     

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

鲁迅曾经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精神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被称之为民族魂。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变换,人们对于鲁迅精神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出现了杂音,那么鲁迅精神是不是过时了?鲁迅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到底还有没有作用?价值多大?本专栏以"鲁迅精神与现代社会"为讨论专题,目的是唤醒人们重新认识鲁迅及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20世纪文化转型与鲁迅的忧患意识

20世纪初,在由愈演愈烈的中西文化冲突而导致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面前,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的鲁迅,与同时代人相比,总是具有一种同时代人所无法比拟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在置身于“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行列之中,他的那种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所特有的敏感气质、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都使得他的忧患意识体现出一种善于从总体性的超越位置上,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独特视角,一种批判社会的精神力量,以及一种积极参与社会改造,推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自觉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因此,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从20世纪初中西文化冲突的文化背景上,来探讨鲁迅忧患意识的精神实质,将对于整体地认识和把握鲁迅思想发展的规律与特征,以及探讨他的意识构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鲁迅与中国文化批评的滥觞——鲁迅早期杂文阅读札记

如果我们按照西方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中国的文化批评无疑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如果我们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鲁迅杂文具有鲜明的文化批评的特质,它不仅承传了中国忧患意识的文化情结,而且与20世纪世界性的文化变革相交接;尤其在鲁迅的早期杂文中,突显出对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反思与批判,自此奠定了鲁迅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批评史的基调。     

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

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形象从"革命性"、"政治性"意义上进行了脸谱化的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一方面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最终使鲁迅成为文化界、文学界配合中国革命、论证中国革命正确性的重要资源。"十七年"间对鲁迅脸谱化改写是从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及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始的。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当目的脱离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一个被摆布的工具而已,这种政治工具性,使得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教材编选,都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极端。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爱叙事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性爱意识的解放常常是思想文化嬗变的催化剂.20世纪初期和末期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而由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引发的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又毫无例外地被转述到纵情"声色"的文学创作中.本文以"五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性爱文学为聚焦点,先对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整体创作概况进行历时性的审视,然后在共时态的层面或共通性平台上将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予以审美类型化的辨析,试图从艺术表现形态上发掘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海洋"元素对鲁迅文学创作与精神世界的影响

鲁迅一生用熔铸着民族传统经验和个体生命体验的思想,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而"海洋"元素也可视为理解其创作与精神的新思路.从地域空间来看,浙江绍兴、南京、日本仙台、厦门、广州、上海等地都留下了鲁迅的足迹,面海而居的环境与对生命人生的思索相遇,使其精神世界更加敞开,作品中多样的"海洋"物象更是开拓了他的创作视野.从精神层面来看,鲁迅有着开放探索、追求个体自由与独立的思想,正与海洋文化精神具有某种同构性.尽管鲁迅一生似乎并不热心"海洋",但这并不妨碍他生命中与"海洋"的邂逅,以及文学作品与精神气质中浪漫的"海文化"气息,以此可以窥见"人间鲁迅"的一个方面.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试论鲁迅形象的接受

鲁迅形象的传播与塑造,即鲁迅形象的接受,是鲁迅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鲁迅形象一直在被塑造着,不同接受者心中有不同的鲁迅形象,这与真实的鲁迅相关又不完全相关。鲁迅形象的塑造与接受也与时代变迁有密切联系,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着鲁迅形象塑造的方式和效能,不同的时代背景,鲁迅形象的传播和接受呈现不同的样貌。总的看来,鲁迅形象的接受有两个基本的走向,即"神化鲁迅"和"人化鲁迅"。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别现代:在与思想史的对话中进入历史

作为一种原创于中国的理论,别现代已然打开了研究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切口,成为一种与现代性有关的思想。为了更好地嵌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肌理之中,别现代有必要进入思想史,并主动与那些讨论不同时段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或启蒙问题的理论话语构成对话。因此,别现代理论更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时期。一方面,它可以作为现代性发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表述,描画出一个真实的"别现代中国";但另一方面,作为当前一种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中国理论,它更应该是面向现实并指向未来的,并介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理论,以推动一个可欲的"别现代中国"的生成。     

卢梭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兼论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学东渐之后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发展史。在近代中国的救亡背景下,浪漫主义思潮被赋予了浓烈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功能指向,被改造为颠覆主义和理想主义;审美领域的浪漫主义缺少自足性和独立性,浪漫主义文艺只是途径,政治变革才是真正的旨归。对于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关于卢梭的论争,也应从这一文化视角进行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