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在民国选本和共和国选本中的沉浮

本文梳理、考察了近百年来不同时期的文学选本收录郭沫若《凤凰涅槃》的情况,从选本角度还原了《凤凰涅槃》由民国选本的"缺席者"到共和国选本的"宠儿"之经典化过程,论析了这一过程的生成机制,揭示出政治语境和诗歌逻辑等作用于《凤凰涅槃》之"选本史"、作用于其"经典性"建构的特点。《凤凰涅槃》经典化是由选家、读者参与在变化着的历史语境中完成的,其"经典性"是由《选本》参与"叙述"而建构起来的,它是否属于穿越时空的诗歌经典尚不敢确定。该文对重新认识既有的"新诗经典"具有启示价值。     

唐、宋诗在宋元之际接受状况探析——以方回与《瀛奎律髓》为核心

诗歌选本是诗歌思潮的载体之一。《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是宋元诗学发展过程中在诗歌选本领域所收获的重要成果。它们在宋、元宏阔的诗学背景下应运而生,与同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实践互相促进,生成独特的宋元之际诗坛风貌。《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在宗宋、宗唐以至唐宋双宗的诗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唐、宋诗接受历程中价值独具。     

金元时期唐、宋诗接受思潮探赜——以若干诗歌选本为核心

诗歌选本是诗歌思潮的载体之一。《唐诗鼓吹》、《瀛奎律髓》、《唐音》是宋金元诗学发展过程中在诗歌选本领域所收获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它们在宋金元宏阔的诗学背景下应运而生,与同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实践互相促进,生成独特的诗坛风貌。三大选本在宗宋、宗唐乃至唐宋双宗的诗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唐、宋诗接受历程中价值独具。     

论明清之际宗唐派诗歌选本对七子诗学的继承与修正

明清之际,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云间派、西泠派均在诗学主张上皈依明代七子派,推尊汉魏盛唐之诗。其流派选本《云间棠溪诗选》和《西陵十子诗选》在诗学倾向上一方面秉承前后七子之衣钵,一方面也对七子派的诗学传统加以修正,开启了清初宗唐派诗选本的序幕。此外,尚有吴伟业编选的娄东派诗选本《太仓十子诗选》、魏耕所辑全国性诗选本《今诗粹》等,其诗学倾向上也是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批判性继承。由此我们认为,从诗歌选本角度审视明清之际诗坛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接受情况,也是一种省察清初诗学风尚的有效途径。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作为后理论实践的诗学——编选《西方现代诗学选读》引起的思考

本文从诗学和理论的范畴区分出发,质疑长期以来通行的西方文学理论选编的基本构想。第一部分重点以美国学者亚当斯和瑟尔的《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为例,分析理论选本的意识形态性。第二部分尝试总结西方现代诗学演化的基本线索,提出西方现代诗学和古典诗学的区分在于系统内视角和系统外视角的不同,而浪漫派构成了西方现代诗学的出发点。这种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理解诗学的做法,也是实现理论向诗学范畴转换的尝试。本文认为,理论和诗学的区分并无外在标准,倘若能在选本中成功地呈现诗学的内在节奏,功能性的理论也将转化为诗学系统的一部分,就有可能成就一部名副其实的西方诗学选编。     

从清代诗选看诗歌选本的批评功能

选本具有衡鉴、评定的功能.选家必须在个人审美偏好与诗坛风尚、在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中找到最佳平衡点,所编定的选本才能起到树立权威诗人、确定经典诗歌的作用.优秀的诗歌选本从实践层面上将选家的诗学观念具体化,并与诗文评、诗文创作等一起,构建选家的诗学体系.清代诗歌选家编定选本的最终目标的是影响时代风会,扭转诗歌地位下滑的局面.在清理古代诗歌的同时,一些选家也编定了大量"当代"选本,这表明选家有意识地将"当下"的诗歌创作纳入诗史传统之中,为"当下"文学的存在、发展寻找最恰当的逻辑理路和文化支撑.     

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

黄宗羲在以精深的学术思想影响清初浙江学术的同时,也以其宋诗倾向及对《宋诗钞》编纂的实际参与,给予清初浙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以潜在的影响。诗学虽不是他擅长的专门之学,但他对诗歌的见识往往深刻过人。他的"诗史"理论在清初诗学中独树一帜,他编纂的大量文学选本开了浙派诗家诗史研究的先河,最终形成具有浓厚史学倾向的浙江诗学传统,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清初诗学史的进程。     

“诞生在火车上的现代主义”——与顾彬先生分享并请教一个话题

德国学者顾彬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把中国的现代主义诞生的时间与地点定位在1925年的上海震旦大学,把戴望舒的《雨巷》定位为中国现代主义的"中心文本",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而李金发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里昂车中更具有现代主义特征,不仅突出表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路生"的文化语境,显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原生性和原创性特色。     

许学夷的元批评及其对儒家诗学的修正与完善

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卷35中,论述魏晋至明代的歌选本、诗论和诗歌批评著作,以“大中至正之门户”〔1〕,“未敢以私智立异说”〔2〕的客观求实精神,对历代诗歌选本和诗论做了较为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初步看来,他对历代诗歌选本、诗论的研究,在坚持正统儒家价值取向和复古论立场的同时,吸收了明代审美主义的创作和理论经验,推进了儒家诗学审美化的进程。     

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李、杜之争

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诗学流派党同伐异,迭相更替。作为一种易于传播和接受的诗学批评方式,唐诗选本大行,成为各派借以标榜自我、攻击异己的诗学实践。与前代唐诗选本相比,李、杜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得到空前的重视。选家对于李、杜各体诗歌的选录与评点,可以说是明代各诗学流派,尤其是格调派与性灵派审美思想、诗体观念的碰撞。     

寻找《毛诗序》的文化基壤

早期诗学经历了哲学化阐释期到历史化阐释期;“情性”范畴在《荀子》、《吕氏春秋》、《乐记》的不断言说下得以奠定、凸显和独立,并实现了从乐论向诗论的顺利过渡。     

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

《韩诗外传》与孟子诗学存在承传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韩婴的诗学传承谱系中,孟子被置于一个仅次于孔子的重要环节;在诗学观念上,韩婴接受了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观,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诗学实践;在用《诗》方式上,韩婴继承了孟子的"引《诗》证事"特点,使得《韩诗外传》在传《诗》方式上,颇"殊"于齐、鲁两家诗。     

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

《三叶集》蕴含丰富的诗学信息。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     

超越传统意义模式的诗歌解读——论玛乔瑞·帕洛夫的"不确定诗学"

玛乔瑞·帕洛夫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诗歌评论家之一,她在《不确定诗学:从兰波到凯奇》中提出了不确定诗学概念,代表着其诗学思想的成熟。帕洛夫坚持现代主义诗歌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认为不确定诗学并不是文学史上所有作品的普遍特征,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特质。他通过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解读现代诗歌,给读者提供了生动形象及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为诗歌解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性灵与格调对抗视阈下的明代诗选——以《古今诗删》、《诗归》为中心

从格调派独尊盛唐、推崇格调到性灵派倡导性灵、打破格套,在性灵与格调对抗的诗学语境下,明代诗选作为重要的批评方式和传播媒介,也参与不同流派与观念间的诗学论争,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古今诗删》、《诗归》等具代表性的选本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在才情与气格、大家正宗与无名之家等方面的评选差异,同时又存在共通之处。     

试论《红楼梦》的狂欢化诗学品格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是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传统理性诗学的文艺运思方式。就《红楼梦》这一文本的外在表现手法及内在美学精神来说,无一不渗透着狂欢化的诗学品格,在戏谑的游戏中体现着本真生命的重建,而且消除了文本的封闭性,消除了各种观念间的轻蔑,把狂欢中的生命内涵渗入生活、制度以及文化的各个角落。     

水怀珠而川媚——钱钟书《宋诗选注》中的两个理论问题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一本享有相当声誉的古代诗歌选本。选诗精当,标准明确;注释要言不烦,且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给读者以联想和启发,序文能以高屋建瓴之势,统观宋诗全局,提纲挚领、举要树范地说明问题。作者介绍紧紧抓住各人特点,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其中有两个文艺理论问题贯串其间,统领全书,把一个旧诗选本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也是为其它选本所少见的。“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这使《宋诗选注》大为增色。本文拟就两个理论问题谈些体会。 1中国自古称文史一家,《诗经》算得是一部地道的文学作品,然而,按主张“六经皆史”的经学家们的说法,它还是一部历史书。《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编年史,同时又是第一部优秀的散文体文学作品;至于作者司马迁,则既是不朽的史学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这种文学和史学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的文化现象,一直影响到     

《东方圣典》中的《诗经》

187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将其所译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之一《诗经》中具有宗教意义的部分诗篇结成一集,收入由其牛津大学同事马科斯.缪勒所主编的《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中的第三卷,《中国圣典:儒家卷》(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Texts of Confucianism)。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东方的宗教文化及其典章制度。但是,由于理雅各没有对中国古代的宗教做出明确定义,在编选本书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所选的篇章未免有些零乱。结果是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仍然无法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倒是理雅各对《诗经》中"天"、"帝"以及"上帝"等关键词语的翻译和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中西宗教文化的一个契机。     

文章选本与王先谦的文章学理论

《续古文辞类纂》、《国朝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编纂的三部文章选本。《续古文辞类纂》表达了王先谦以儒家义理和考据学问为核心的古文观念。湖湘学风的影响和晚清社会现实的触动是王先谦形成其古文观念原因。《国朝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王先谦编纂的两部骈文选本,其序文、例言集中反映了王先谦的文体学思想,王先谦还对骈文创作方法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词气兼资"的骈文审美标准。文章选本的编纂反映了王先谦"骈散并重"的文章学思想。晚清时期,骈散兼工并重的文章创作现象,以及汉宋学术之争趋向缓和是王先谦"骈散并重"文章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