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信息”约束下精准扶贫的地方实践——以X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当前中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然而,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常常出现中央的政策表达与地方政府执行相悖的现象,进而影响扶贫的实际成效。这种现象源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力和信息方面拥有各自的优势,并由此引发它们围绕"权力—信息"优势而进行的政策实施互动所致。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方式及行为选择,影响了中央权力向下渗透的程度,也影响了中央对信息的控制力度和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     

市场交易关系中的信息权力及其影响——以Z电子市场中的“转型交易”过程为例

信息范式下的经济学研究,强调信息对市场交易关系的重要影响,却无法解释信息发挥作用的社会性过程和机制。信息内在于交易关系中,并受到市场主体的选择性建构。由信息的认知分化形成的信息权力,是市场交易过程中一种隐蔽的"软权力"形式,它对"转型交易"过程中的购物决策、议价能力、交易退出以及维权行为的支配,分别是由说服、专家权威、操纵以及强制权威这些具体的社会关系性权力形式实现的。信息权力的实质是一种知识权力,而信息知识占有和认知的分化不仅导致了交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也反映了社会领域的分化。     

区级政府权力行使的公众评价机制建构——以长春市南关区为例

城市区级政府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承担者,其权力行使常常直接面对公民,因此,区级政府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关系到普通民众对政府权力正当性评价。当前我国城市区级政府权力运行中存在程度不同的失范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运行机制没有落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原则。一些地方官员只唯上,行使权力只为领导满意,实际上,最能评价基层政府工作好坏的还有民众。长春市南关区多年积极探索,构建出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核心、以社区为平台的公众评价区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其运行中出现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间的悖论、制度初衷在实践中出现偏离的现象,也需要反思和完善。     

“脱钩”:低碳发展的目标追求——以天津为例

脱钩指数能反映低碳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关注脱钩指数,有利于我们切实掌控并稳步推进低碳发展.相关分析发现:天津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程度不高,而高能耗、高碳的产业结构则是拉动“脱钩指数”上行的主要因素.因此,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逐步“脱钩”应成为切实推进天津低碳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产业结构低碳化是逐渐“脱钩”的必由之路.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媒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例

本文认为,国家认同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媒介是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机构。春晚作为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通过电子媒介传播实现空间化,是国家通过媒介将民族传统习俗与国家政治话语相结合的产物,典型地反映了媒介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秦汉基层秩序建构中的权力和权威——以统治介体为视角的剖析

国家对乡里统治介体选用主导权的把握,使得权力或官方政治权威成为秦汉基层权威构成的主体,从而也奠定了王权一元支配的基石;西汉中期后,乡族势力的壮大使其成为乡官里吏等职的主体,由此导致基层权威结构和秩序内核在一元化的前提下发生变化。     

个人叙事与传统建构——以即墨“田横祭海节”为例

民俗学力从民俗传承主体的个人叙事和生活史中去发现民俗传承和发展的机制。田横祭海节上民俗传承主体讲述的关于修建土地庙、龙王庙、天后庙、文君庙等庙宇的个人叙事中,体现了传统被建构的过程和机制。个人叙事与传统建构的关系就是：传统是一个过程,个人叙事在传统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建、发扬、新建并不断强化的作用。     

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中的若干思考——以江苏省为例

为构建完善的惩防体系,江苏实施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其通过优化权力流程,“绘制运行图、找准风险点、明确操作人、落实监控法”,以达到权力在内控中规范,在阳光下运行,在网络上监督.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建设具有诸多的正面作用,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部门主要领导游离于监控之外,监控机制被喻为“手电筒”——对下不对上等等.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构建大内控体系,解决控不住、控不到的问题;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增加行政透明度,破除审批过程中的“体外循环”.     

大众传媒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建构——以电视晚间新闻为例

大众传媒既是大众文化的载体,又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在传输价值观念、建构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时,其本身又成为人们现实生活消费的对象.本文以电视晚间新闻为例,从内容和呈现方式两个方面入手,探讨晚问新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角色建构.同时,针对电视晚间新闻在商业逻辑支配下的商品化倾向进行解读,提出完善晚间新闻节目形态的创新性思考.     

突发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以汶川地震为例

信息是突发事件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信息传播贯穿于整个突发事件的管理过程中。有效的信息传播不仅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事态的发展,同时也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文章根据突发事件的特征,分析了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的特殊性,并就如何提高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的质量和效率,以汶川地震为例提出了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的有效机制。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育初探——以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育被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卫生教科书纷纷问世;学校不仅向学童传授卫生知识,也进行卫生行为习惯培养与意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训练与健体强国理想的陶冶等等,并取得了积极的教育效果.这段久未发掘的小学卫生教育历史,对于今天的小学卫生教育仍有借鉴作用.     

旧城更新叙事的权力维度和理念维度——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过去二十年,上海旧城改造最有名的项目之一是田子坊。田子坊做得有声有色,却非一帆风顺,它曾多次面临被拆迁的危机。田子坊求生存的斗争既是政府内部关乎开发主导的权力之争,更是城市更新的模式之争和城市发展的理念之争。田子坊实验的艰难,在于它是从政府内部对城市更新主导模式的认真质疑,及对更好兼顾城市文脉、创新产业、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改造新模式的真诚实践。田子坊可能成为孤独的成功者,但田子坊的经验和原则不应成为孤案,而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并在未来城市的更新中得以大力地推广。     

以“入世”为契机构建天津国际交流新格局

与经济全球化紧密伴随的是世界经济区域化或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区域化与合作的多样性,中国"入世"将给我国在宽领域、多形式、多层次上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提供新的机遇.天津应该既加强研究"入世"后的经济区域合作,调整自己的国际交流格局和产业结构,又开拓和拓宽国际交流的渠道和方式,把利益做到最大,以促进天津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国际经贸往来.     

威权政治建构中的族际整合——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问题,是现代政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在威权政治的国家建构方式中,实施相对合理有效的族际整合方略,在整合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和推进经济现代化方面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为自身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创造了条件。     

民俗视野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以女性禁忌民俗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人的解放问题的重新提出,女性民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许多的女性禁忌民俗逐渐走向消亡.在这一背景下,破除禁忌后的女性民俗从叙述和表达女性那份独有的经验和欲望出发,有可能构筑起体现女性生命之美的新的文化空间.但是女性在面对由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带来的矛盾与困扰时,又不经意地落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裂谷之中而备受煎熬.因而,当代女性正经历着一种实质性的尴尬,女性生存依然面临困境,建构女性生命之美任重而道远.     

阐释学视域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生成机制——以巴黎枪击爆炸事件为例

电视新闻评论作为针对新近事实发表言论、阐述观点的新闻节目,依赖于节目传播者对新闻事实的理解和解释.以巴黎枪击爆炸事件为例,将央视《环球视线》、凤凰卫视《凤凰全球连线》以及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关于该事件的报道置于阐释学视域中.发现对于三档节目的评论者而言,作为阐释对象的巴黎枪击爆炸事件是历史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的统一体.且传播者理解的“前结构”要求他们在理解巴黎枪击爆炸事件时,必须把事件纳入自己的概念框架中,达成与事件视域的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意义与理解也得以产生.     

宋代行政法中的“例”、“法”关系——以封赠制度为例

封赠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两宋时期日趋完备.在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法规条文被应用于政治实践,随之衍生的“例”与“法”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突出.某些时候,二者呈现出互补的态势,形成良性互动,对更多问题提供更完备的解决方案;另一些时候,二者又会爆发冲突,“例”的过度使用会危及“法”的效力,“法”也会产生相应的拒斥反应.通过考察宋代封赠制度中“法”与“例”的冲突与互补,可以进而透视宋代行政法领域中的“法”、“例”关系,以往基于二元对立观点对“例”的单方面批评,忽视了“例”对于“法”的补充、辅助作用,有失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