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回归市场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政府购买活动便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政府治理理论是随着公共管理领域实践的变革逐渐兴起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反映的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走向,主要涉及公共领域的治理问题,特别是政府与各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关系,推动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有效地转变了政府职能,使治理理论得以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得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以理顺。     

论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变迁

强化社会管理是要求政府加大民生福利方面的投入,而不是包揽一切社会管理事务。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管理主体共同履行公益服务职能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正在形成。政府通过购买公益服务,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走上公共服务的前台引发了行政主体理论的变迁,社会行政组织成为行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梦”的哲学逻辑及其对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影响

"中国梦"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为当前方兴未艾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和目标,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必将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即监管创新与培育创新,监管创新主要包括:创设和认定"枢纽型"社会组织,实现"以社管社";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构建综合性监管体系等。培育创新主要包括:逐步降低社会组织获得法律合法性的门槛;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施综合性的培育制度等。这些管理创新体现了中国梦"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体现了寻求国家与社会合作共强及将个体与整体有机结合,整体高于个体的"中国梦"的逻辑辩证。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社关系的策略性建构

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道路,购买服务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实践.文章就以上海市嘉定区向社会组织购买助残服务为例,考察了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建构过程.以组织决策为分析工具,从双向视角探讨了购买服务过程中双方遵循的行动逻辑,采取的行动策略,建构的互动关系及伴随这些过程而产生的权力变化.可以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建构而非制度化建设,因而是较为脆弱易变动的,同时也指出现阶段的政府购买服务并没有削减政府的权力,甚至有可能会加剧其渗透的力度,成为一个国家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干预行为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探索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经过近20年的探索,已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转型.然而,在基层政府购买实践中,还存在着既"热衷"于购买服务又"舍不得"放手的悖论.在基层治理转型的背景下,系统比较政府是否干预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的两个案例可以发现,个别基层政府官员规避政治风险,应对晋升和日常考核的压力是诱发干预行为的个体性因素,而委托代理的绩效目标出现偏离、合同确定的正式规则被软化、市场的声誉机制在准市场内化为恶意投机、绩效考核的"合规性审计"被"内控评估"代替则在制度上为基层政府干预行为留下了灰色空间.未来要减少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干预行为,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合同规则,加强合同管理,并构建"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并重的晋升考核激励机制,同时完善信息甄别、传递与共享机制,推行绩效审计.     

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及其实践逻辑——基于东莞市横镇的经验研究

以横镇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实践为线索,通过分析社会工作十余年的发展脉络及其实践特征,检视了社会工作在横镇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实践逻辑,进一步对横镇社会工作发展进行了经验反思。文章指出,"政社分工与团结"既成为横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根本机制,又成为当前及未来横镇社会建设与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行动逻辑。这种机制及其实践逻辑改变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工作力量之间原有的二元性关系,进一步促成互构共生的二重性治理关系格局。     

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

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我国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下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探究

兴起于21世纪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是超越"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替代性范式,是理解当今公共服务提供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第三种"体制",成为协调服务提供者(政府)与服务使用者(公民)关系的重要理论指南。学术界关于新公共治理的研究存在多种维度,该文主要从"服务主导逻辑"的维度来解读新公共治理,并对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下的新公共治理进行评价,进而概括了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下的新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政府治理的启示。     

供给侧视角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路径优化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发展,是当前我国在社会服务供给体制创新方面的重要举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从本质上说是服务规划者与服务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组成了公共服务的"供给端",只是在"供给端"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分工,公共服务的对象则成为"需求端"。由此,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从供给理念、供给制度、供给要素、供给机制和供给边界五个方面构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路径优化的分析框架,以期不断地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与质量,有效满足公众需求。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思考——天长校车运营管理模式研究及启示

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一种全新尝试,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社合作互动的重要内容。而安徽省天长市2012年以来采取的"政府主导、企业市场化运作、部门联管"的校车运营管理新模式正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探索和实践。这一模式给出的启示是,政府必须创新公共服务理念,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多元化,通过由政府预算投入转为政府购买机制,大力借助市场来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购买的监管机制。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社会服务外包中的协同共治——基于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实践的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的政策工具,如何保证社会服务效果是重要的政策议题。政府部门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合作,建构协同共治的社会服务框架,以提升社会服务的绩效。本文基于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实践,以协同共治为核心概念建立了社会服务过程中跨部门合作的一个分析性框架。协同共治的前提是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培育、职责边界划清、合作关系的营造,基层政府通过不同的策略逐步在建构该前提,从而形成与西方社会服务体系构建不同的思路和策略。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三方评估:社会动因、经验反思与路径选择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深化政府职能转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议题。尝试从"第三方评估"的角度回应当前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存在的难题,即如何衡量购买服务经费是否物有所值;如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如何考察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从专家系统理论和协同治理思想两个方面考察了"第三方评估"的社会动因,进而结合当前实践检视了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在合法性、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等方面存在的困境,最后从合法性机制、制度化依据、专业化水准和社会化参与等方面寻求突破政府购买服务现实困境的策略化路径。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重构--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改革,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同时,也拓展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在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理应是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却形成了非对称性依赖,社会组织过度依赖政府求发展,这是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理清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基本脉络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的基本逻辑,在增加政府资源供给的同时,增加社会组织自身资源供给,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效果评估机制研究——以温州“爱心驿站”为例

随着政府管理方式、行政观念的转变,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温州政府建立服务弱势群体需要的爱心驿站平台,是政府购买服务,引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地方经验,其后续的效果评估机制是解决政府购买服务盲目性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在回顾温州政府购买爱心驿站公共服务项目效果评估实际情况基础上,重点考察温州现行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存在的阻力,并以温州爱心驿站项目为例,提出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效果评估机制改革的对策与措施。     

社会效益债券: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法律制度创新

党的十九大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下财政"新常态"为破解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困局增加了新的滞碍。作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产物,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效益债券制度厘革修正了政府直接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传统民生产品的供给体制,径由发行社会效益债券融通社会资本应用于社会服务供给。政府作为委托人不直接为服务付费,而是以服务结果为导向———为效果而偿债,较好地实现了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多重目标。在政府简政放权、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和社会治理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可以改造升级这一国外的金融创新,依托政府、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共济合力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增进社会福祉。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善——以N市J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改善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创新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老龄化背景下,居家养老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仍处在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策试点和探索时期。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的善治理论,在对改善和创新当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方面具有极大的理论解释力。购买行为内部化、购买程序随意化、购买力度小、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等问题是当前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购买者（政府）、承接者（服务机构）、使用者（老年人及其家庭）三个主体角度入手分析,将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及其供给机制的完善提供一个合理性视角。     

科层制逻辑与政党适应性:农村基层党组织行动逻辑的组织机制分析

科层制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是左右农村基层党组织行动的两种关键行动思维。在理想情景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来满足科层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期待,然而在现实的党建创新实践中,农村党组织往往更倚重于科层制逻辑,具体表现为:单向度的服务供给与多样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冲突、压力型体制下信息共享不畅导致的监督失效及不信任问题、党组织与农民组织互动不足。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科层制逻辑的过分倚重既有对传统科层制惯性的路径依赖,也受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不仅造成党组织上下级、党组织与社会信息不对称,以及党组织行动目标偏离,而且也会造成公众失语,参与不足。未来,提升农村党组织的适应性既需要重新定位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而且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本身的功能与角色进行重构。     

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

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行动已广泛开展,这被认为是政府职能转移、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环节.运用“体制嵌入”的概念来分析政府组织如何影响社会组织,运用“组织回应”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组织面对这种体制嵌入所采取的行动,运用“内卷化”的概念来分析这种互动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发现,政府组织通过将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而把社会组织纳入到自身的行动逻辑中;社会组织则通过模仿政府组织的行动争取到自身发展的资源.其后果是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内卷化.     

政府向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政府以多种形式向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近年中国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式之一,也是推动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发展的助力之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向区社工协会和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这两个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下,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不足,束缚了政府购买效果的发挥.因此,应当从政府理念、社会组织自身以及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出发,促进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而使政府购买得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