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仅是一个标志着“新的发展”的人类学的实地研究 ,也是一种特定视角的经济社会学即社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费孝通的独特贡献 ,在于开创了经济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即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他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即江村的经济体系与其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 ,发展出了三个中程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即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乡村工业改革理论及城乡关系理论。费孝通不仅开启了将社会人类学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而且 ,在此过程中还对这种传统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虽难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视角 ,但它对于改进经济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论费孝通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江村经济》的意义及理论、方法的再省察

论费孝通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江村经济》的意义及理论、方法的再省察殷一兵，汪和建引言１９８１年当费孝通教授在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时，他的名字已经与世界人类学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当我们进一步研究他的著作时，我们...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逝世

本刊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费孝通先生,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费孝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入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被认为是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一个里程碑。20世纪80年代…     

文化深圳与深圳文化人——评杨宏海《文化深圳》

１９３６年,２８岁的费孝通先生在一个叫开弦弓村的江南小村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他这次的调查结果后来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著名的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为该书作序时辟面一句：“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     

“重访”江村实验——差序格局性悖论及其克服

"江村合作工厂实验"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着力解析的一个变革性事件。该实验最终未获得成功,其原因既可归咎于外部市场,也可检讨工厂内部管理参与问题,但总体而言尚未见合理且系统的理论解释。通过揭示"差序格局性悖论"及其克服限制,可以重新解读江村实验的过程及其走向失败的原因。而自我主义驱动论题、关系理性约束论题、"差序格局性悖论"论题以及克服"差序格局性悖论"论题,或许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当今中国社会开展合作运动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条件。     

概述社会学的发展和前瞻

如果说,经济、社会的变革总是决定着社会科学的前途、命运,而社会科学的兴盛、变迁又总是反映着经济、社会的变革状况的话;那么,社会学学科的历史表现了这一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于欧美的社会学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国逐渐开花结果。出现了孙本文、李景汉、费孝通、雷洁琼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学者,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等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社会学的专门人才。不过,总的来说,解放前的社会学研究并未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未走出社会学学者的“书斋”。或许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高等院校调整过程中,取消了这个学科,并一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贺费孝通教授八秩大寿

半个世纪以前,伦敦书店的柜台上出现了一本新书:《中国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英国Routlege出版公司1939年第一版——译注)。不论普通读者,还是专家学者,都对该书作者的姓名感到十分陌生。实际上,他是一位年轻的中国民族学家,在最有名的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指导下度过两年的留学生涯后,刚刚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这位导师在为自己学生的著作所写的长篇序言中有如下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所著《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理论发展的里程碑。该书有许多突出的成就,其中每一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我怀着由衷的赞佩的心情,有时未尝不带有嫉妒的成分,阅读了费博士清晰的与令人信服的议论及其生动的与资料丰富的叙述”。马凌诺斯基当然不会料到,他对费孝通科研成果的这一崇高评价,20年后竟然变成说明年高望重的中国民族学家所     

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一生是跟中国农民社会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他在其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主张"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以此来解决人类学作为一种职业的应用性问题,并由此将一个农民社会的问题升华成为一个文化的问题.在费孝通看来,只有一种文化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此种文化才是有益于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的,由此人成为了文化的中心,而不是抽象的文化在主宰着人.对于世界的文化也是如此.因此,文化自觉不是文化对立而是文化之间的融通与相互的欣赏.     

计划生育与村民自治制度关系研究

一、引言人口控制思想并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专利。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就曾描述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江苏江村村民们自发进行人口控制的情景。在江村，尽管“结成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传宗接代”，但是“必须要有足够的劳动对象来利用这些劳动力。由于拥有土地面积有限，能养多少人也有限度，家里多余的成员成了沉重的负担”；“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要分家产。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通常的办法是溺婴或流产……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从儿童的总数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１６岁以下的儿…     

一生探索 志在富民——为费孝通教授从事科研60年而作

费孝通教授是江苏省吴江县人,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吴江县的开弦弓村.1933年他毕业于旧中国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导师是潘光旦教授与史禄国(俄人)教授,从此开始了他长达60年的科学研究事业.他于1935年毕业,1938年去英国留学,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他的博士论文是根据他于1936年在家乡养病时,对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写成的.由于这篇博士论文(后来公开出版时用的书名叫《Peasant Life China 》,中文本书名叫《江村经济》着重谈到中国农业社会如何转向工业社会,很受马林诺斯基的赞扬.马氏曾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赞扬“它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它证明,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显然,费孝通教授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其学术生涯的开端时     

小社区与大社会--评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 ,作为一种研究单位 ,小社区与大社会始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两者的联系时而紧张 ,时而密切。若仔细推究 ,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也可以大致梳理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人类学产生之初 ,由于以结构简单、规模较小的“原始”社会为研究对象 ,所以 ,社区与社会是等值的。第二阶段 ,库珀、费孝通等人开一代风气之先 ,以村庄社区来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结构复杂、地大人多的大社会 ,故当时所秉承的研究态度是以小社区来反映大社会。第三阶段 ,194 9年～ 1978年期间中国的特殊国情造成田野研究的“困难时期” ,弗里德曼一方面…     

人与社会再生产:从《生育制度》到实践理论

翻开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刊之费孝通旧著《生育制度》,扉页上记着我购书的日期:“1984年10月31日”。十多年前买这本书时,我还是一个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当时购买费著的冲动,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只记得林惠祥先生的《文化人类学》拉我进了人类学之门,而费先生的诸多作品则使我初步贴近了社会人类学的解释体系。与《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等书一样,《生育制度》所提出的理论在当时曾给予我深刻的印象。现在,我的社会区位处境已经与十年前十分不同了。1987年我前往半个世纪以前费先生曾就学过的伦敦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直到1994年我才来到北京,在费先生创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近日从头到尾重新翻阅了这本书,我发现以往的理解局限于书中的内容,没有领略它的学术定位。在西方人类学作品的汪洋中漫游多年之后,回到费先生的世界中来,我增多了许多广泛的联想,而几乎无法把精力集中在文本范围之内。 (一)     

浅论费孝通先生的城乡发展理论

城乡发展是费孝通先生学术探索的主题之一.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代表着费孝通先生为时大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它包括江村研究与农村的基本问题、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研究、区域发展理论等三个主要方面.     

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0周年

纵观费孝通先生70年的学术研究及其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具体地说首先是,他对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代表作有:《江村经济》(1939)与《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与《乡土中国》(1948)等。其次是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作用”。其三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尤其是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更有着重大意义的理论,它要建立的科学和人文统一的社会学,更需我们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来实现,这也可以说是费老的学术遗言。     

江村五十年

已是五十年的事了。一九三六年的暑季,我从广西大瑶山调查回到家乡,在江苏省吴江县境内的一个村子里作了一次短期的社会调查。调查后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江村经济》。江村是我替这个村子取的学名。一九五七年我又到江村调查了一次。自一九八一年以来的这几年里,我多次去江村访问,同时指导我的学生蹲在村里作观察与研究。我亲自看到这个村子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巨大变     

费孝通教授在民盟江苏省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来之前就打电话,希望同大家见见面。到了杭州,哮喘病又发了。这样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几年来民盟工作我做的很少,1979年起,中央同志叫我把社会学恢复起来,责无旁贷。去年到广西桂林,和盟内同志见了面。1935年我在清华研究院毕业,36年到广西瑶山调查,跌坏了,就回到老家吴江休养。在这期间,我对农村进行了调查,后来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人类学。在船上一个月把调查来的资料整理出来,写了《中国农民生活——江村经济》(江村就是江苏农村)作为博士论文,外国人感兴趣。他们不了解当时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这本书把人类学研究从不发达国家引到比较发达的国家这是第一次,这是38年的事。回国后,在西南联大教书。解放后,1950年我把研究对象转到少数民族。随一个参观团到贵州、广西,实际上是调查研究。那里很复杂,许多情况不了解。1957年我回北京一趟,新西兰文化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我在场,其中有一个我在英国的同学要到     

文化—社会—民族——试论社会人类学比较研究的分析单位

社会人类学是通过对诸社会比较来阐述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因而对社会人类学来说,比较方法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但它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得以成熟,并作为不可动摇的独立学科确立起来,仅有40多年的历史。1940年出版的《非洲政治组织》和1950年出版的《非洲亲属组织》是当时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集大成。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人类学已经有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研究方法。自社会人类学的比较方法确立以来,很多社会人类学学者对不同地域、不同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时至今日对社会人类学比较研究的分析单位的选择上仍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看法。为此,本文拟从人类学最常用而且最易混淆的三个概念——文化、社会、民族出发,探讨最适合于比较研究的分析单位。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江苏省吴江县“江村”调查提纲

一、总述1、为什么要调查“江村”?(1)研究农村的必要性:“江村”在中国农村的类型、位置、代表性。(2)费孝通教授1936年调查过这个村子;1956年澳大利亚一教授访问过“江村”他们都有专著。这样,这个村有前后对比的资料,又有国际影响。2、调查的实施(1)经济指标的数据统计。     

迈向“社会学帝国主义”的一条努力路径——对费孝通教授《江村经济》意义的再认识

学术界对《江村经济》贡献认识大体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对象跨越“文野之别”,民族志写作的“动态”与“丰富”,微型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贡献.本文认为,除此三大贡献以外,我们还应当从“社会学帝国主义”努力视角对《江村经济》的学术意义进行再认识.《江村经济》研究所展现出的“实体性”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特色,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特色,使社会学同样拥有并具备走向学科“帝国主义”的研究资源和条件.《江村经济》给予社会学的启示在于:社会学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挑战,一方面,可以走开拓“形式社会学”传统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社会学实体研究的特色资源,从而形成具有社会学特色的另一种学科“帝国主义”努力方向.     

马克思晚年为什么研究社会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笔记》,是无产阶级先哲马克思在其晚年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思想遗产.它的发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晚年马克思”的争论.其中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在其遭受病痛折磨的生命的最后旅程,弃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资本论》的创作不顾而转向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哲学人本学到经验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他在晚年转向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动机,就在于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复到他早期的哲学人本学的研究.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大可置疑的.应该说,进一步发展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晚年走向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