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真成墓志与唐国子监

2004年发现的一方唐代墓志,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墓主井真成是一位埋没千余年的日本遣唐使。墓志引起轰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现存实物中最早出现“日本”国号,引发日本国号乃唐朝所赐之类的议论。同时它传递着鲜为人知的诸多信息,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很可能会改写历史。本文围绕井真成与唐国子监的问题展开探讨,力图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再添新说。     

新郑铁岭墓地出土两方明代墓志

<正>2011年1月,武警水电部队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郑州段,新郑铁岭墓地北缘（冯庄村东）施工时,在2米深的土中挖出两方明代墓志。正在铁岭墓地进行考古发掘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考古队闻讯后赶到现场,发现墓志已挪离原位,未见到与之匹配的砖室墓。施工现场有不少小型土坑墓,有单人葬的,也有合葬的,棺底多见白灰。村民讲,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新郑县南关王家的祖坟。两方墓志体形较大。其中,王思诚墓志纹样精美,字体疏朗,志文浅显易懂。     

武威出土的唐代翟舍集夫妇墓志释证

1997年,甘肃武威出土了一方唐代翟舍集夫妇墓志。据考证,该墓志不仅反映了凉州粟特人翟氏与安氏联姻等内容,而且涉及了翟舍集子孙被不断征发为府兵卫士,参与唐王朝在河西等地战争的史事。这些记录说明翟氏一家在凉州颇有影响,并已入籍授田,成为唐政府下编户。翟舍集家族是大部分普通入华粟特胡人的一个缩影。     

《新出唐墓志百种》文字校理

《新出唐墓志百种》的出版丰富了唐代文献史料,对研究唐代历史文化、书法艺术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真对照拓片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知识,辅证以历代墓志文献及传世文献,对该书进行全面校读,发现其文字校勘存在着诸多可商之处,兹择其数例,略加论述,以期有助于该书的利用和文献古籍的整理。     

日本古代对华外交中的遣隋(唐)使

遣隋(唐)使无疑是日本古代对华外交中引人注目的章节.然而作为日本古代对华外交的组成部分,遣隋(唐)使与隋唐前的日本对华外交活动存在不少明显的不同.本文在论述日本古代各次对华外交活动的实质和特点的基础上,采用对遣隋使及遣唐使与隋唐前日本对华外交进行比较的手法,探究其间的不同,并对这些不同产生的原由作出分析.     

2001(北京)社区建设研讨会综述

为了深入贯彻中办发[2000]23号文件精神和北京市第三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地推动街道开展社区建设，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实践经验，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办……     

北京加入政府采购协议(GPA)的对策研究

北京作为次中央实体加入GPA,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既是机遇,同时也面临巨大压力。能否把握机遇、从容应对,关键在于正确认清形势、准确把握现行的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则的差距,借鉴成员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经验,从北京市政府采购发展现状出发,制定适宜的战略和政策、措施,借助加入GPA的时机,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     

民国文人看北京(1927～1933)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将北京改名为北平,这一历史事件对于文人的北京视角造成了深刻影响。左翼文人、国民政府趋附文人、海派文人、自由主义文人(京派文人)、开明文人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或文化心理,对北京的城市形象作出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     

徙居洛阳求发展，家族盛衰岂由人——洛阳龙门新村出土隋卫侗墓志考释

卫侗墓志记述了河东卫氏中卫侗所属族支自卫进至卫文珩四代的仕宦与家族情况,反映了河东次等门第家族族支在南迁洛阳之后,随着北齐、北周、隋的朝代嬗替,在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变迁,以及族支代表人物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数朝的仕宦经历。卫侗所属族支是河东卫氏的分支,无法与中央核心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进入北周、隋之后,家族地位急剧下降,家族成员的仕宦日益艰难。卫侗所属族支的变化反映了北朝末期至隋唐,旧有门阀家族势力的衰落,以及依附中央政权的新家族崛起的社会特点。     

中国古代抒情诗的叙事性研究——以唐(诗)绝句为考察对象

以唐(诗)绝句为考察对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抒情诗的叙事性进行比较深入而细致的分析.首先应该对叙事的概念作符合中国国情的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对叙事诗与抒情诗的界定含糊不清,因而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其理论根源在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误用.在此基础上,应该对中国的叙事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以便为绝句的叙事性研究奠定基础.基于故事情节完整性,可以给绝句划分为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叙述故事片段的两大类别.通过对绝句这样一种抒情诗体的叙事性的研究,可以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民族特色并重新确立中国古代抒情诗阅读与欣赏的新思路.     

近代北京司法体系的变动与启示(1907-1937)

近代北京司法在建设初始即成为全国的典范,其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缩影.从三级审检体系、虚三级审检体系、虚二级法院体系到一级法院体系,近代北京司法体系的发展跌宕起伏,更迭频繁.其背后的造因,除了经费和人才这两大硬性条件的限制外,更重要的是民意代表机关缺位,导致相关法律权威性不高,以及全国性法律调查阙如,造成司法体系无法真正做到因地制宜.     

《北京通史》的编写准备和框架设计(汇报提纲)

《北京通史》课题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六五”、“七五”期间的科研项目,也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院级重点项目。经过该课题组全体成员近十余年的共同努力,已陆续收集、整理、编撰、出版了一批北京史研究资料专书和专门学术论著,《北京通史》十卷本也已基本完稿。《北京通史》第一卷《先秦至魏晋北朝卷》和第三卷《辽代卷》已公开出版,第四卷《金代卷》和第五卷《元代卷》正在排印,第六卷《明代卷》、第七卷《清代卷(上)》、第八卷《清代卷(下)》、第九卷《民国卷》和第十卷《当代卷》已经脱稿,第二卷《隋唐五代卷》即将完成。为了介绍这项系列科研成果,兹将1988年12月26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北京通史》编撰工作研讨会”上,由《北京通史》课题组长兼该书主编曹子西、副组长王玲、魏开肇等人所作的汇报,该书学术顾问侯仁之、单士元和特约编审戴逸、何兹全、徐苹芳、彭明、林甘泉、刘北汜、于杰、赵其昌、陈述、陈高华、许大龄等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刊载,供中国地方史志、区域史、城市史、都城史工作者、研究者参考。     

大城子出土的陶豆

一九七二年在东宁县绥芬河南岸的大城子原始社会遗址出土了一些完整的陶豆和陶豆的圈足。这些陶豆均为手制,素面无纹饰,器壁厚重,陶质较疏松,火候不高,为泥质灰褐陶或红褐陶。器形有喇叭状圈足和筒状圈足两种。这两种陶豆的豆盘都较浅,为园底盘状,与黄河流域的折腹状豆盘有区别,说明二者间存在时间地域等差异。陶豆是古代一种盛放食物的器皿,它出现在与仰韶文化时代约略相当的大汶口文化,是我国东方沿海系统原始文化的典型器物。陶豆在黄河流域一直使用到战国时期。大城子出土的筒状圈足豆与黄河流域春秋战     

论北魏元珍墓志的史料价值

1920年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元珍墓志乃魏碑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史料价值。元珍生活在北魏平城与洛阳时代的交汇点,正值中古北方制度承转、文化凝聚、民族融合的高潮期,其人生际遇折射出拓跋族宗室政策的嬗变及北魏政权的发展轨迹。元珍在孝文朝毫无优势,真正飞黄腾达是在宣武朝,突出表现在禁卫和侍从领域。孝文帝推进宗室家族化改革后,近属势力急剧膨胀。宣武帝即位,皇权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刻意挑动宗室疏族制衡近属,元珍的扶摇直上正是宣武帝有计划、有预谋、系统地清洗禁省,排抑近属的结果。当局势尘埃落定,国家回归正轨后,宗室疏族侥幸取得的优势顷刻化为乌有。元珍及其子元孟辉的生平履历说明贵族化与家族化是影响宗室前程命运的二维主线,基于官爵权势的家格门第是支配因素,但皇族内部服纪位差更具制约效能。元珍的境遇预示着宗室族群的分化瓦解与广大宗室疏族的宿命,此乃该墓志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北京通史》学术顾问、特约编审发言(摘要)

<正> 侯仁之(北京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北京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开始对北京这个城市发生兴趣已经六十年了,中学生时代来到北京,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不知道如何认识这个城市,只是凭感触。系统地认识这个城市的发展,求助于史学家很多。我期待《北京通史》这部书早日完成,先睹为快。我有一点期望,就是大家协作,成一家之言。这是全书问题,希望能贯彻这个思想。提一个小具体问题,书中引用的原始资料,要指出来源。一个大的具体问题,是希望这部著作能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为今天的建设作参考。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就是没有     

黑龙江出土的金代官印

金朝(公元一一一五年——一二三四年)。是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曾统治北半个中国。上京会宁府是金代初期(一一一五年——一一五三年)的都城,为五京之一,又是上京路的治所,旧址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诚。这里是金肇兴之地,有“金源”、“内地”之称,在整个金代始终是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曾设上京行六部作为尚书省在当地的代行机构。今黑龙江省属上京路辖区     

金上京出土的铜镜

近年来,金上京会宁府故城(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及其附近,先后出土了逾百面铜镜,其中绝大部分为金代遗物。一九六四年出土的大双鱼纹镜(图一),直径四十三厘米,重二十四斤八两,为国内所罕见。镜子主纹为栩栩如生的两条鲤鱼追逐嬉戏,底纹为激起的浪花与层层波纹,又与镜子周边的蔓草纹相映衬,构成完整画面,真切生动,朴素大方,工艺精湛,成为金代铜镜的杰出作品。一九六九年出土的童子缠枝纹镜(图二),描绘一幅四玩童攀登缠枝花,香飘四溢,引蝶竞飞的生动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镜面边缘有“上京警巡院”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