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

行政程序法典化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防止行政侵权、保障公民权益，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改革开放。可以说，行政程序法典化是中国行政法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应看到，这是一项最艰巨的行政立法系统工程，我国在立法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方面仍相当不足。为搞好这项工作，首先，应使中央立法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其次，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第三，要在取得阶段性立法成果基础上再创制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第四，要开展行政程序立法的比较研究，进行立法经验交流，为后来居上创造条件。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

在传统指令性政治—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身份及其行为从属于国家党政权力组织的正式序列，企业缺乏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发展的能力空间，同时也为政治—行政体系的运行制造了障碍。从１９７８年起，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开始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权威控制，并逐步确立了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不完全规范机制。在国有企业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对产权的合理处置是核心问题。中国国企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分。在此基础上，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完成了与国有企业“权力共享”的变革：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向国企管理者进行权力的功能性委托；另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最大限度地滞留权力。国企改革引发了国家政治—行政体制的积极反应，并通过市场自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努力，实现了政企之间切实可行的权力平衡机制。中国国企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的事例，提供了一系列经验性的有效启示     

从艾森豪威尔到卡特：美国文官“高级行政职位”的建立

文章从勾勒美国建立文官高级行政职位的过程入手 ,比较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建立的“高级文官职位”、尼克松总统提出设立的“联邦行政职位”、卡特总统建立的“高级行政职位”的区别和共同点 ,分析了三位总统在改革美国文官制度方面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作者认为 ,美国“高级行政职位”的设立 ,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非常敏感的关系 ,即 :总统与高级文官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背后发挥潜在影响的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高级行政职位”(SES)的设立 ,无论是从行政或政治的角度 ,都加强了总统对文官的控制与监督     

试论尽快制定行政编制法的必要性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已经成为举国上下众口同声的共识。如何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这是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行政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精兵简政。随着机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制定行政编制法就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抓紧制定行政编制法首先是为了落实和完成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提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制定行政编制法。十三大报告中说:“要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用法律手段和预算手段控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中国共     

加强机关企事业思想政治工作行政领导必须“上岗到位”

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贯指导思想,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忽视或偏重哪一个方面,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随着领导体制改革的深化,省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从过去单纯依靠政工干部转变为以广大行政干部为主体,党、政、工、团相结合,专兼职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在新的形势下,要解决“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除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工干部要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外,各级行政领导必须跑步进入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做到思想到位,行动上真正两手抓。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当前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责任感

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日益要求每个公民积极的参与和支持,以创造一个稳定的大众基础和良好社会环境。然而首先要弄清的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模式的现状如何?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何在?究竟怎样才能建立一套我国特色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等等。为此我们复旦大学政治与行政研究所国情调研组就上述专题及时进行了一次小型问卷调查,力求在事实基础上作些探讨与研究。     

理想与现实之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探讨

行政主导模式是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本文在梳理行政主导模式确认历程和背后原因的基础上,从历史、法律和政治三个角度对行政主导模式的具体内容和问题进行审视,对行政主导体制下特首沦为弱势的情形和原因做出分析,指出应该坚持并发展行政主导模式,化解行政主导与弱势特首之间的张力,助力解决香港的政治问题.     

制度改革与体制转型——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行政改革分析

日本20世纪90年代实施了以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行政制度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多项分进式制度改革实现政治体制的渐进转型,即由一党单独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弱势首相、官僚主导体制向多党联合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强势首相、政治主导体制转型。制度改革使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了政治发展,也给日本政治带来了转型危机。     

论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作为公共行政的组织基础,官僚制对于公共行政具有管理、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的行政发展需要对官僚体制在上述三个维度加以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的和谐统一.行政发展的困境就是官僚制自身的组织缺陷在管理、政治和伦理三个维度上的集中体现;同时,官僚制的公共性特征导致在管理、政治和伦理这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内在逻辑困境.这构成了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整合与优化

长期以来,高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社会有关专家、学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也提出了许多加强和改进的策略。但如果从整合与优化的角度考察,似乎并没有针对问题主要症结,有的只是各说各话,各自为政,用力不均,力量分散。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挖掘整合各种队伍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优化,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力量发展壮大,才能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     

国内责任政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责任政府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学界一般认同责任政府包括价值与制度层面,并和政府的责任体系密切相关。政府的责任包括政治、行政、道德、法律等方面,认为责任政府是自由、民主、宪政意义下的政府义务的回归与明确,对于中国的政府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不清晰、内容不全面、理论不彻底、研究方法混乱、对国外研究了解不够等缺陷,从而影响了责任政府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试析新媒介环境下的网络问政

"网络问政"已经成为政府执政的重要补充方式,且作用日益显著。本文界定了网络问政的内涵,分析了网络问政的三种主要形式,并进而对政务微博的发展概况和运用中的关系把握做了尝试性探讨。     

南朝恩幸干政与中枢政治关系

恩幸是封建帝王身边宠幸的近臣,历代皆有恩幸存在,不同朝代,恩幸的特点不同,由于南朝的时代特点,南朝恩幸表现出明显的参政意识,并广泛参与政治。在中央表现为在皇权的支配下,积极参与中央决策、参与宫廷政变等政治活动。南朝恩幸得以参与中枢政治,与南朝官制变化、皇权上升、士族缺乏行政能力等有关,另外与恩幸自身具有从政能力、善于讨得皇帝信任等特点也有关。通过对南朝恩幸与中枢政治关系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南朝政治的特点。     

从自治到保甲--近代北京郊区的乡村政治

从晚清开始,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农村。京郊政治的近代转型建立在国家力图榨取社会财富服务于战争的基础之上。在自治时期,增加附加税等榨取财富的方式,促成了农村以看护青苗为主要功能的自发自治组织———青苗会的巩固和壮大,以寺庙为公共空间的地方政权名变而实未变。自日伪落实保甲以后,为村民服务的地方社区领袖逐渐分化,部分人成为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村庄旧有的文化网络被打破,地方行政最终被收编,保甲制彻底破坏了农村的自治组织。在这些变迁中,地方社会与国家行政的博弈值得深入探究。     

生态学视角下的政府绩效评价研究——以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为例

我国政府绩效评价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很多地方也在进行形式多样的政府绩效评价或考核,但总的来看,政府绩效评价并没有成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治理工具之一,它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指导能力仍然有限,社会公众在政府绩效评价中参与度依然不高。政府绩效评价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与生存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环境系统进行着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达到动态的平衡,这种互动的过程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本文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探讨我国的政府绩效尤其是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反思我们目前的政府绩效评价的研究倾向,并分析政府绩效评价生态环境对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目标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目标,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治发展使中国政治本身呈现何种状态,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和境界。这样的战略目标既要适应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体现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稳定化和政治意识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Corporate ownership,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under state capitalism: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firms focusing on Chines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using a firm level panel data set of China from 1999 to 2011. By classifying all firms into different types based on their ultim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we found that SOEs in general underperform in the marketplace than private enterprises. However, among the SOEs in our sample, the SOEs controll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outperformed all types of firms because they offered the highest asset turnover ratio and lowest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atio by receiving favourable government treatment. We conclude that firm ownership type and work efficiency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ifferences in firm performance. In particular, the performance of SOEs controll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is greatly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State Capitalism.     

“九·一八”后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的关系（1931-1935）—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中心

“九·一八”后,为应对国难,舆论界出现了评议时政的热潮。他们以某一刊物为聚集地,形成了宽泛的舆论空间。在众多新创刊物中,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典型代表。舆论界尽管有着强烈的民主宪政的呼声,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对领袖权威的推崇逐渐达成了共识,赞成建立强力政府,主张实行集权政治。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集权政治形成。然而,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如何保持一个自由的舆论空间,加强舆论对政府监督,是国民政府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     

以权利看待公平——于建嵘对话联合国驻华机构特聘专家及官员

贫富差距的加大,其根源在于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要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制度,使社会权利朝着均等化方向发展,并通过完善民主制度来提供改变政策的可能性,防范不合理的政府和最坏的结果。     

论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以香港利东街居民运动为例

香港利东街的反拆迁运动是香港近年来抗争历史最长、反响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居民运动。作为“无权者”的组织,“H15关注组”凝聚和动员外部多元化的行动者和网络,开展文明而具有建设性的抗争行动,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展示了普通人在城市规划与重建方面也具备强大的生产性力量。政府部门也因此在具体施政和治理理念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改进。“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和增长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变具体情境下的原有权力关系结构,推动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