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互动关系

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对不同时期科举考试产生、发展的轨迹和独尊儒术封建文化演变过程的描述为经,以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相关制度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内在关联的考察为纬,展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就是科举制度渊源并植根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土壤,而料举制度的发展变化,又对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发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     

宋代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关系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时期武将权重而导致皇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 ,为重振伦常纲纪 ,强化集权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扬文的政策 ,其核心便是重文教科举 ,尊封建儒术。此间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将科考内容的革新 ,密切科举考试与儒学经义、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仅促进了入仕学子们对儒家经典做深一步的阐释 ,使绵延千余年的儒学得以弘扬光大 ,客观上也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见于《资治通鉴》,其语意当由《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中化出。近代往往望文生义,以先入为主的态度据此推论汉武帝时候的历史,得到的结论不符史实,因之对儒家的评价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罢黜百家”,有当时特殊的指谓和政治动机,“独尊儒术”在当初也有具体所指。儒家成为武帝以后中华的主流思想主要源于其内在的价值,它的振兴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西方文化霸权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

西方文化霸权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交往中的现实难题。为了正确认识和抵御西方的文化霸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交往中应该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儒术独尊下汉代仕进机制变迁与太学肇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是西汉中前期的重要文化事件,对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独尊儒术在学术层面终结了诸家并立的既有格局,使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儒学精神下察举机制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汉初群臣多军吏的局面,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两汉时期仕进机制探索的重要成就。太学兴建,使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基础展开的诸多制作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制度基础。不过,儒学精神引领下的西汉帝国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儒术取得独尊地位而有所缓和,二者之争反而表现出日益激烈的发展态势。     

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当下引起广泛争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通行的说法与史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它绝不仅仅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阶段,并且即便是在当时,董仲舒在促成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称不上是最显著的.这个提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关,其中多有非关学术的因素.此种现象对于学术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考论

学术界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通常存在两种视角:一是在对该段历史进行梗概性叙述时把它当作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二是在对该事件进行历史还原时把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事件,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有所记录,但最先对这个过程进行详细整理记载和历史总结的却是班固。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究竟经历几个阶段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每一个阶段中所贯穿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权谋更是较少系统关注。笔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过程不仅是由八个形态各异的重大事件构成,而且充满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与波谲云诡的政治权谋。     

论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天道与人道依据

儒家吸取法家、道家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主从(经权)式的“独尊儒术”模式,并给出了天道与人道依据:“一而不二”、阳主阴辅、德尊刑卑是其天道依据,人性质朴论与义利两有、独尊仁义的义利观是其人道依据。董仲舒对天道与人道依据充分完备的说理论证,为“独尊儒术”最终走上历史舞台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当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尚处于娘胎之中而未呱呱坠地之时,诗学文论领域儒家的主流和领导地位就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而"被"奠定,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行霸两千余年。"独尊"局面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政治思想的推动,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其中,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桓谭、班固、王充等人的文章创作思想,对儒家诗学文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文化霸权解构与多元文化建构--从葛兰西到萨义德的文化霸权批判理论探究

继葛兰西第一次系统提出“文化霸权”理念后,萨义德对其进行了解析,并展开了深层次批判。在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趋于多元化的今天,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统一性和民族性已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文化安全议题。当代中国应加强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保护,使民族文化在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中能够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从而构建自己的文化理论、思维结构和行为准则。中国在抵制文化霸权方面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传播民族文化价值力量,增强文化独立性;二是创新民族文化表达形式,展现民族文化多样性。三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激发民族文化创新潜能。     

文化霸权·知识分子·文学——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研究

葛兰西认为,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内容是文化霸权争夺.文化霸权争夺的主战场是市民社会,因此,社会革命的关键是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打一场以意识形态争夺为主要内容的"阵地战".知识分子是文化霸权的历史主体,文学对人民群众有巨大影响,所以在文化霸权争夺时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学问题.     

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内涵和结构关系,不仅成为礼法体系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而且塑造礼法的精神特质与相互关系。因此,秦汉时代法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官僚体制有效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维护宗法乡土社会秩序的要求。汉代循吏施政执法的风格,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协调法律与礼俗的桥梁或表示。秦汉时代法制变迁,不仅是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多事实的回应,而且也是各种因素长期“磨合”的结果。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权思想和早期的独尊儒术──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心理探析之二

集权思想是古代政治结构和政权体制的产物，并成为大一统观念的基础。集权思想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之中，并在思想学术方面造成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形。由董仲舒提倡，由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势加以固化的集权思想和独尊儒术，深深地影响到民族精神与民族心理。     

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的“文化等置意识形态”范式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文化＂向度引来了40年来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其理论中的＂文化＂蕴涵着权力与政治色彩,发挥着建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职能。从其本质来看,葛兰西语境下的文化霸权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文化与意识形态场域加以分析,阐述其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置＂的特定语境及生成酵素,对于在深层学理...     

文化霸权、文化身份危机与接受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导致了文化霸权的产生,西方知识话语代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势冲击,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者陷入所谓文化身份危机之中.然而,文化身份的建构性特征决定了对西方话语的接受是一个再语境化的过程.只要我们明确接受的目的、标准和效果,所谓的文化身份危机实际上孕育着发展和创新的机遇.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时代意义

葛兰西的化霸权理论是当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领域和热点问题．他的化霸权理论强调化自身的功能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强调霸权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阶级进行谈判，并向他们做出让步才得以维持的．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化与权利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途径方法与理论选择．     

后霸权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霸权曾经是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但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国家权力控制的新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对霸权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反思,后霸权(post-hegemony)概念应时提出。后霸权概念使我们更为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但后霸权理论不应被看作是对霸权理论的颠覆和否定,而应是对霸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而且还将继续下去,这是我们所必须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