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幸福范畴的追问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幸福观的根本立足点是社会而不是个人,是社会人而不是自然人。它要求人们正确处理幸福感与幸福观的关系、创造与享有的关系、个人全面发展与幸福人生的关系、自己幸福与他人幸福的关系、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幸福的关系。     

《论语》中连词“而”的用法考察

《论语》中的＂而＂绝大多数是连词。作为连词＂而＂,最基本的语法功能是连接两项述语成分。＂而＂字所连接的前后成分之间具有多种语义关系,这些语义关系是由上下文决定的,不是＂而＂来承担的。     

论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关系

(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研究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的指导原则。列宁曾经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18页)这里所说的物质关系,     

劳动关系的支点:一种产权契约

企业的生产过程就是建立和维系劳动关系的过程,而劳动关系的建立和运行过程本身又是产权交易契约的签订和运行过程。从本质上来讲,早期的劳动关系可以概括为劳动力产权与物力资本产权的交易契约,而现代劳动关系则是人力资本产权与物力资本产权的交易契约。劳动关系的产权契约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具有内在的经济合理性。     

性质不明时共有关系的认定与推定——《民法典》第308条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308条规定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共同共有的认定,二是对按份共有的推定。共有关系的认定与推定建立在共有类型二分的基础之上,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都必须遵循物权客体特定的要求。《民法典》第308条的适用前提是对共有关系性质的约定不明确,所谓“约定不明确”只能针对按份共有。原则上共同共有不可基于约定而产生,而是严格限定为基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共同关系而产生,共同关系主要包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等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主张共同共有的当事人需要进行积极举证,因不具有共同关系而不能认定为共同共有则推定为按份共有。     

欲望、道德、幸福关系刍议

欲望、道德与幸福都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三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幸福位于三角关系的顶端,而欲望与道德则是两个底点.欲望——幸福、道德——幸福分别代表着通往幸福的两条不同路径,而欲望与道德之间也有着对立而交错的关系.     

明初我国与东南亚的伊斯兰联系

明初我国与马六甲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不仅仅是我国与东南亚一个国家关系的确立,也是我国与东南亚伊斯兰关系的开端。而郑和下西洋、早期的东南亚商业移民关系更加强了我国与东南亚伊斯兰的联系。     

俄美关系走势及其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俄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中极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本文认为正常而稳定发展俄美关系是伊拉克战争后两国的主要走势，其主要原因是俄美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只是局部的，两国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俄美关系正常而稳定的发展对中国外交产生的影响也将主要是积极的。     

文化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一种包容关系的体现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现代性是对生活世界的宏大、完整的规划,而审美现代性只分担着此规划的交往任务,即两者是包容关系。包容关系的形成,既在于审美现代性由于自身原因而无法担负重要责任,更在于文化现代性从事着关系现代性声誉的宏大事情,结果前者只能屈身于后者包容之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那里,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是平等关系,而哈贝马斯依靠"交往"将两者重置为包容关系,并且他以趣味来评定艺术地位,这影响了其第三代,如霍耐特提及文化但忘却了艺术,这是该学派发展的遗憾之一。     

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特点

由于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而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而当时的满族人数很少,在客观上限制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必须有意识、有日的地协调好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蒙古族、汉族、藏族在清朝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则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这是由不同民族关系在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决定的.     

哲学视野下原始创新与模仿创新的互补性

原始创新和模仿创新是相伴而生共同促进人类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两种重要技术创新模式。原始创新与模仿创新之间存在质变量变关系、主次关系、生成互补关系。忽视原始创新或模仿创新中的一种而过分突出或强调另一种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必将会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而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既要关注原始创新又要注重模仿创新。     

比较研究视野下心身二分图式的解构与超越

心身二元论不同于心身二分图式。二分图式只承诺心身有本体论地位，而不像二元论那样进一步回答心身的本原、本质等问题。已有的对东西方关于人的概念图式的比较研究大多缺乏规范而标准的心灵哲学视角，流于表面，且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心身关系研究的方向应该是，一方面不把心身看作是人身上的唯一的、周延的关系，而把它看作是从多重因素中挑选出来的一种二因素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把心与身的关系问题看作是两个并列的、有相同逻辑地位的范畴的关系问题，而把它看作是异质范畴的关系问题。心身没有并列关系也是一种关系，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其他许多待探讨的更为复杂、隐秘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和人性指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

交换关系是人的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的发展与交换关系的发展是同步的，而并非与所有制的发展同步。因而，促进人的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是发展交换关系，而不是片面强调所有制的变革。全面发展的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性指向，我国现阶段应该大力发展发达的交换关系来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正向批判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都有各自的交往理论,只是认知定位不同,后者是生产关系,而前者是交往关系。而形成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形成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体现出的是一种正向的批判关系,即承认其内在的现代性机理的前提下,将交往从劳动领域移至生活领域,将交往内涵的中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移至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是一种逻辑的延伸和批判性拓展。本文重点探讨这一正向批判关系。     

略论独龙族、怒族、佤族和傈僳族的共耕关系

本文对独龙族、怒族、佤族和傈僳族历史上存在过的共耕关系进行探讨。文章认为,这种共耕关系是从原始公社的共耕制度演变而来的,它随着个体经济的产生而产生,也是基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个体生产尚感软弱而需要某种协作而组成的。所以,这种共耕关系虽然还保持着某些原始的特点,但质言之却是属于个体经济的范畴了,也可以说是从原始公社共耕向个体耕作过渡的一种形态。独龙族的共耕关系比怒族、佤族、傈僳族的共耕关系较为原始,是直接从家族公社共耕制度演变来的,而另三个民族的共耕关系,则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个体生产的发展,随着私有制和个体经济的发展,这种共耕关系必然走向没落。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博弈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以行政组织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的强制关系向协商契约关系转变,中央相当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通过与地方谈判获得,形成放权让利的新局面,其博弈模式的均衡是中央政府采取下放政策而地方政府以对抗的对策回应,导致中央财政能力弱化。而分税制是对财政包干体制的根本否定,其着眼点是逐步收回向地方下放的权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博弈模式的均衡为中央集权而地方对抗的局面,中央采取“以牙还牙”策略,而地方政府的理性决策总是对抗中央政府,其结果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幅度增加     

论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交往

党的十七大明确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关系,而两者的实现都以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为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单个的社会个体之间有效的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的发展需要人际交往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因此,人际交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睦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     

经济学与人和人的经济活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1的失误及其根源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 ,而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一个二重的过程 ,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活动或人与自然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社会交往活动或人与人的关系 ,即通常所说的生产关系。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从人与人关系方面进行的分析 ,专注于人与物关系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或称新政治经济学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片面性和失误 ,以生产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各自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也存在着不足。传统经济学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宣称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但其学术实践却存在着两大悖论 ,即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 ,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交换关系。本文进而探讨和揭示了悖论产生的根源     

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质疑与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

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生产函数在微观尚可应用,但并不能用于解释总量经济和经济增长与波动问题。尤其是总供给完全取决于实物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这与总需求分析所采用的货币支出是不协调的。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的推导表明,总供给只是企业的货币成本函数而不联系到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货币量值都只是表明人们经济关系的名义变量而与实物的技术关系或生产函数是完全无关的。     

浅议中华文化与我国阶层关系和谐

社会生活中的人都是分为阶层的,阶层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要内容和标志,而阶层关系和谐的基础是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和协调。因此,实现阶层关系和谐的根本途径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公平。追求公平是人的社会本性,从而也是一种文化。中华文化对促进我国阶层关系和谐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