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新郑和缙云黄帝公祭再探讨

针对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举办的公祭黄帝典礼的历史、现状和不足,以及围绕陕西黄帝陵和河南黄帝故里之间的国祭之争,利用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随着祭祀热和国家对于庆典活动的清理,在黄帝的祭祀上,当前办出影响的主要有黄帝陵祭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缙云轩辕祭典。目前陕西和河南之间的黄帝国祭之争,尚不足以动摇黄帝陵祭典的地位。自唐代开始,黄帝陵就被列入官方祀典,明代黄帝陵寝再次得到官方认可,形成定期致祭黄帝陵的制度,并绵延至今,黄帝陵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黄帝陵祭典历史久、规格高、影响大。黄帝祭典不仅表现了对黄帝的尊崇之情,还具有展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增强海内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黄帝祭典的社会功用,通过修改完善祭典仪程细节和进一步加强祭祀现场的组织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性,乐舞献祭要体现时代特色,提倡完全以现代服装祭祀黄帝,黄帝祭典祭祀用乐和祭文要加大创作力度,要在引起公众共鸣上下功夫。     

一统江山的精魂——历代公祭黄帝活动的文化解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加强对修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根据这一要求,透视我国历朝历代公祭黄帝的活动,就会发现其文化价值具有永叵的凝聚力和磅礴的感召力。     

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

黄帝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历千年而不衰,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仪活动,其文化意蕴显而易见:从血缘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血缘始祖的祭祀;从文化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人文初祖的祭祀;从祭祀性质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儿女对血缘始祖与人文初祖祭祀的统一。     

“黄帝”考源

文章认为,“黄帝”即“皇帝”,也就是上帝,原为上古三代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夷诸部族共同尊奉的至上神兼宗祖神。是虞、夏、商、周时期能追溯到的最远的祖先,也是神话中地位最高的人物。“黄帝”乃是一尊号,其名在卜辞中曰“爱”(王国维释“爱”,不正确)、曰“靠”,后来典籍中或音变为“喾(倍)”;或形讹为“夋”,音变为《山海经》中的“帝俊”,其他文献则又音变为“帝舜”。故《山海经》中所言的“黄帝”就是帝俊;其他文献中的“黄帝”则为帝喾或帝舜。黄帝名轩辕或为轩辕氏之说,乃战国时代天文学家之首倡,后被史家接受并写入史书,黄帝与轩辕本无直接关系。黄帝的姓、氏均出于黄帝系中不同部族的传说,故种种各异,固不可以为历史真实。黄帝传说本起源东方．而后随民族之迁徙而散播于四方。     

缙云和黄帝散论

缙云黄帝传说,是缙云氏后裔南徒和东晋以来北人大量南下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儒道交融、史事神话仙话交融的产物,是南下北人和当地土著居民共同创制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显示出黄帝文化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包容力。     

论黄帝身世和姓名

目前学术界对《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身世和姓名的理解没有到位。笔者认为,“黄帝者,少典之子”一语应该理解为“黄帝是少典氏的后裔”,“少典”既是部落名称,又是时代名称,这个名称是春秋时期司空季子编造的。黄帝的名字“轩辕”是战国中期魏国史官编造的,他的姓氏“公孙”是西汉中期司马迁编造的。古代文献对于传说时代历史的记载往往透露了重要信息,很容易被人们忽视,需要我们认真研读,仔细考辨,既不可轻信,也不能全面否定。就研究传说时代历史而言,揭示这些文献记载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至关重要。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黄帝谱系的形成和演变析论

五帝三王同宗共祖的黄帝谱系是在先秦诸子竞言先王的文化氛围下出现的,由于后被收入了《世本》和《大戴礼记》,司马迁又据以写入《史记》,影响颇为深远。通过对黄帝谱系的形成和演变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一元谱系是中国古史的主流,作为族谱仍有其合理性。一元谱系的形成与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息息相关。     

仿古领域语言文字规范和传统习惯的矛盾--论公祭鼎和长沙古街的语言文字应用

仿古领域语言文字应用应该遵守语言法律,坚持现代规范,和谐处理应用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关系。南京大屠杀公祭鼎上的文字虽然规范,但是语言不规范;长沙太平街等历史文化古街的文字不规范,建议尽量不用古代汉字或者在古代汉字旁用现代规范汉字做辅助展示。今后,应该研究相应对策以更好地处理仿古领域语言文字规范与传统习惯的关系。     

清末黄帝形象和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为研究清末思想家、革命家邹容、陈天华对黄帝形象塑造的问题,从黄帝形象建构与历史文化意义、黄帝传达的国家观念与思想特征、黄帝体现的文化涵义、黄帝传达的国家观念与思想特色、黄帝体现的文化涵义与价值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邹容、陈天华在对黄帝形象塑造上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感与使命感,他们将黄帝文化与文明熔铸在争取国家独立与民主进步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和普及民主、共和、独立、自由、平等等进步理念,通过融会多元思想因素的方式表达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展望和理想,使黄帝文化彰显出新的生命力。     

《蝴蝶歌》与苗族鼓社祭制度

《蝴蝶歌》是苗族古歌的重要篇章,但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没有对这部古歌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文认为,该歌对鼓社祭中各种执事人员、所需各种什物和一些民俗事像的来历等进行了具体阐述,它实质上是苗族鼓社祭的制度史。     

论“黄帝”界说与黄帝精神——兼谈陕西黄陵甲申“中华大祭祖”

"黄帝"其称,拥有非常悠久、丰厚的历史底蕴。黄帝既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文明始祖",亦堪称"中华民族祖先"。他开创的"黄帝精神",具有"容、实、创、持"等基本特征。汇入当代"文化自觉"大潮的甲申(2004年)"中华大祭祖",是古今"公祭黄帝"史册中由"政治功利"复归"精神功能"的里程碑。     

论中国纺织女神的祭祀礼俗及其影响

嫘祖和黄道婆是中国古代的两位纺织英雄,她们先后成为先蚕和先棉之神被祭祀,但两者在祭祀时间、规模、范围、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不同的祀典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对先蚕的祭祀,是对男耕女织的基本经济模式的强化,促进了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对先棉的祀奉是一种民间行为,促进了祭祀文化区的经济的繁荣,并与女性地位的提高有着一定关联。事实说明,祭祀既与某种生产方式相联系,也与某种社会结构相关联。     

摆手祭:土家族社会结构的象征表达--土家族象征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从象征人类学的"社会结构"范式出发,对土家族摆手祭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土家族摆手祭正是土家族社会结构,特别是土家族三元社会结构及其整合的象征表达.摆手祭的三神分别象征着权力、勇猛和财富,三者进而引伸为统治者、士兵和农民三元社会结构;摆手祭仪是土家族社会身份认同与社区结构的仪式化象征表达;摆手变迁实是从性隐喻到政治隐喻的演变过程.     

白族本主祭祀仪式象征意义的阐释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民间信仰。本主祭礼仪式是白族本主崇拜中最活跃并最具符号意义的元素,是白族文化的特殊形态,在文化人类学中有重要研究价值。探讨本主祭礼仪式的象征体系,对准确理解本主崇拜的宗教意义,全面了解白族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

以往的晚清中外关系研究往往强调了甲午战后民教冲突的一面,而从未提到过传教士迫切希望减少这种冲突并为此作的努力。虽然清廷两派在基督教问题上的分歧导致1895年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的成效甚微,但清廷高层的改良派官员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交往和了解成为基层民教冲突影响高层政治决策的中间环节,预示了日后清廷修正基督教政策的可能性。     

论曹植章表文的抒情特色

章表文是曹植一生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植章表文在抒情内容上,多抒发其报国之情、骨内亲情、哀怨之情和感恩之情,在抒情手法上,善用典故、散句和比兴之法,从而使其章表文具有鲜明的特色。曹植在章表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论青少年成人仪式的传承——以中日两国为视角

成人礼,这一在中日两国同源分流的传统民俗仪礼,既是对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锻铸,也是对其社会公共事物处理权限的赋予.成人礼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态,较之原始社会的成年礼仪.现在的成人礼仪无疑是象征性的,但其文化内涵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人礼对青少年的责任教育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而这一过程也是传统仪礼资源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