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林·乾隆驻跸亭

<正>乾隆驻跸亭位于孔林享殿后,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亭立于四级石阶之上,四角以四根红漆木柱承架亭顶,东、西、南下面围以十八扇花格木门,北面为砖墙、亭顶部呈球状,黄瓦、飞澹,脊上饰鸱吻、     

孔林神道.碑亭

<正>曲阜城北门到孔林前的"至圣林"坊之大道称孔林神道。神道中段之"万古长青"坊两侧有形制相同的碑亭各一座。亭建于明代万历22年(公元1594),此照为西侧碑亭。亭顶覆绿瓦,方形歇山式,重檐斗拱,云龙彩绘,四角飞檐脊上各有鸱吻、神兽五尊,周围青石栏杆,四角砖墙,托起十二根木柱,其顶部天花绘四仙鹤。碑亭内立有明代之     

吴敬梓家世、生平补正——读吴烺手钞本《杉亭集》札记

吴烺手钞本《杉亭集》为我们保留了有关他父亲吴敬梓(字敏轩)的家世、生平和交游的大量珍贵史料,可惜钞本全国只有两部,因再列举,加以考论,以飨读者,兼求教正。 吴烺是长子,字荀叔,号杉亭,或作(棪占)亭,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①年十五时,以古体《杂诗》三首,被伯父岑     

周公庙·康熙碑亭

<正>康熙碑亭位于曲阜周公庙达孝门前甬道东侧。碑亭为木质结构,重檐斗拱,绿瓦覆顶。亭内立巨碑一幢,碑身高3.1米,碑头高1.1米,龟趺高1.3米,总高5.5米。此碑为清康熙二十六年(1678)御制,其内容为对周公的赞颂之词。碑亭与亭内的巨碑、龟趺、水盘形成一个严整的艺术整体。     

曲阜城有两个“仰圣门”吗?

<正> 骆承烈同志在其《曲阜文物古迹·孔庙》一文中称“进入曲阜城的正南门,便是孔庙。名为‘仰圣门’,实际上成为孔庙的大门。”可是骆同志在《孔林漫步》一文中又写道:“走出曲阜(旧)城的仰圣门(北门),穿过北关,……便是孔林。”这样看来,“进入”名为“仰圣门”的曲阜城的“正南门”,便是孔庙;“走出”名为“帅圣门”的曲阜城的“北门”,便是孔林。两个相对的城门——南门和北门同起一个名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长生殿》"三易稿"创作时间考

本文根据洪昇的作品及当时人的记载,汲取现当代学者的成果,除了认定<长生殿>最终定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外,还指出<沉香亭>成稿于康熙十二年(1673)或康熙十六年(1677)和<舞霓裳>成稿于康熙十八年(1679)的观点难以成立,进而认为<沉香亭>的创作时间当为康熙十四年(1675),<舞霓裳>的创作时间至迟不会超过康熙十五年(1676).     

孟庙·康熙御碑亭

康熙御碑亭位于孟庙第三进院东侧,建于清代。碑亭双重飞檐,碧瓦覆顶,彩绘斗拱,灰瓦立墙,四面为红色花棂门,建筑富丽华美。亭内放置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皇帝亲书“御制孟子庙碑”一幢。此碑为孟庙现存最大最完整之碑,高3.16米,宽1.42米,碑额浮雕泰山祥云,二龙戏珠,精湛逼真     

曲阜明故城·延恩门

<正>延恩门为曲阜明故城之北门,建成于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后经历代修建成现在规模。城门形制为月城,门上有城楼、女墙。楼双檐歇山式,黑瓦覆顶,彩色斗拱,周围有十六根红漆柱。因门后改名为仰圣门,故城楼南面悬"延恩门"匾额,月城向北墙面有"仰聖门"石刻。站在城楼上,向南可望鼓楼、孔府、孔庙,向北可望孔林神道和孔林。     

秦汉“都亭”考略

(一)要明白秦汉“都亭”的含义,有必要先从这时的“亭”的含义与性质说起。关于秦汉时期的“亭”,今人王毓铨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写了《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亭”,并非《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所说“大率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亭”之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所谓“十里一亭”的“里”,不是指“乡里”组织的里,而是指十里的距离。因此,“亭”不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至于“十亭一乡”的话,则是在把“亭”当作地方行政系统的一级机构的基础上按照十进制推演出来的说法,故同东汉人应劭在其《风俗通》中所说的“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的话矛盾。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系统说的梗概。那么,汉代的“亭”是什么性质的结构呢?王先生根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官仪》说“亭”是“司奸盗”的机构及《晋书·贺循传》说汉代的“亭”有“防禁切密”的职能等,从而认为汉代的“亭”主要是监督劳动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机构。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说。我在阅读秦汉史籍时,往往以王先生之说验之,深感其说不诬。及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后,由于简文中几次提到秦时在城市中设有“亭”,则“亭”显然非十个“乡里”组织之“里”设置一个;且简文中谓“亭”有“亭校长”、“求盗”等     

论康熙的西学观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认为,学问不分中西,凡有用者皆吸取之;衡量学问、判断是非要以事实为取舍依据,以科学测验为判断标准;西学的方法不仅是实测和实证的,而且要把事实的验证与一定的逻辑推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学以致用,批判吸收,任何知识和学问都要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并适合中国的国情;其西学观的价值取向是实用性和坚持“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之后,康熙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作为康熙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二个阶段,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共裁并卫所七十八个,主要集中于康熙二十六年与二十七年。二十六年京师与云南省卫所全裁,且贵州省的七个卫被改置为县;三十二年直隶省的六个卫也被改置为县。康熙三十二年之后,由于康熙帝怜惜百姓而再无卫所被裁并。经过康熙一朝的大力裁并,再加上之前顺治一朝的裁并,卫所裁并的数量已经占去整个清朝卫所数量的一大半,这为之后的卫所裁并,尤其是大规模的改卫所为府厅州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秦汉乡、亭、里关系的决断

《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乡、亭、里的记载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按《后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记载计算,如果真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则一乡为万户,这就与《百官公卿表》本身“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记载相矛盾。早在一九五四年,王毓铨先生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就指出,十亭一乡“不是原误,便是后人的窜改,原文     

曲阜文物古迹(连载一)

<正> 一曲阜与孔子位于祖国山东南部的曲阜,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古城,三千年前鲁国的故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后世为纪念孔子,在这里修建了孔庙、孔府、孔林(简称“三孔”)等古迹;又保存和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因而驰名中外。     

湖广分省时间小议

清朝以前湖北、湖南同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管辖.如,在元代设有湖广行省;明朝继承前制,设有湖广布政使司;直至清代才将湖广布政使司分为湖北、湖南两省.但是,湖广分省到底始于何时,至今未有一致意见,主要有两种观点:康熙六年(1664)说与康熙三年(1661)说.康熙六年(1664)说以乾隆时编修的《清通典》(也名《皇朝通典》)为代表.本书卷九十三有云:"康熙六年定湖北、湖南两省","康熙六年分湖南、湖北为两省."该书谈及各府州分属时也都说是康熙六年.后来有人沿用此说.如纂于光绪时的(《皇朝掌故汇编》便是.著名学者赵泉澄、梁方仲等也持这种看法.赵氏在《清代地理沿革表》第     

契丹捺钵文化探论

契丹捺钵文化的产生 ,与其长期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形成的尚武精神密不可分。有辽一代 2 0 0余年 ,契丹皇帝施政中心不全在皇都 ,而常在“四时捺钵”驻跸地 ,这便形成了“捺钵”与皇都并存的两元政体制度 ;它对巩固契丹王朝的统治和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制度也影响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论康熙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的措施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工部等衙门请修筑古北口一带倾塌的“边墙”(即长城)。康熙认为,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因而作罢。这一年的五月,康熙在多伦与蒙古王公贵族会盟结束,返京的途中曾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它表现了康熙的远大眼光。他自1662年至1722年,     

孙中山在桂林首次会见马林的意义

1921年12月4日——1922年4月8日,孙中山为了督师北伐,曾一度驻跸桂林,并在桂林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弄清这一段史实,有助于我们探明孙中山晚年思想重大发展的一些脉络。     

朱总司令在曲阜

<正>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令曲阜县革命委员会于孔林享殿立“朱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会址”纪念碑。为此,到曲阜旅游的人,也少不了到孔林享殿参观、瞻仰。但是,不少人误认为这是为纪念当年朱总司令指挥淮海战役在孔林召开的军事会议而立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传。一九四八年十月,华东野战军为准备组织淮海战役,在曲阜召开了     

致治之道，首重人才——从《古文评论&#183;左传》看康熙的人才观

康熙在万机之暇,通读<左传>等传统典籍,作评论计1396条.本文选读有关<左传>的10余条评论,以期从中管窥康熙的人才观,同时也希望对后人正确评价康熙有所助益.     

《清史稿·疆臣年表》纠误一则

内蒙古社科院民族所刘蒙林最近撰文指出,《清史稿》卷250、疆臣年表9,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右卫将军条:“费扬古十月授右卫将军”,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乙亥乞休,颜寿三月为右卫将军”有误。根据《清实录》所载,费扬古卸任绝非康熙五十七年,而是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辛卯条对此有清楚记载,况且费扬古早在康熙四十年(1701)就已病逝(见《清实录》康熙四十年七月丁亥条),根本不存在五十七年“正月乙亥乞休”一事。另外此表又认为费扬古为第一任右卫将军,其实第一任右卫将军应是满洲旗人希福,《清实录》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条载:“授都统希福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