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观

晚明思想在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独特性在于它是在社会的动荡中经历着来自内外的冲撞从而裂变。嵇文甫先生的《晚明思想史论》堪称晚明思想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典范性著作。从佛学、西学、王学三个角度对《晚明思想史论》作一个简洁的梳理，即整个晚明的思想史就是一部王学的演变史，对王学及其后学的研究构成了这部书的主体。     

论汤显祖的诗学观与晚明曲学批评

对于汤显祖传奇创作的界定、评价,晚明至清时期的戏曲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甚至多有指摘,"沈汤之争"引发的戏曲创作及研究的争辩热潮一直延续到清代。在晚明汹涌的曲学思潮演变的时代背景中,汤显祖锐意创新,在晚明曲坛独树一帜,更为明传奇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整体发展开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其《玉茗堂四梦》的创作,集中体现了汤显祖诗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即倡导"意趣神色"的诗学本质观,讲求"字句转声"的曲学声律观,和追寻"率性而已"的诗学实践观。     

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孔子的君子人格

孔子依据二分法对"君子"与"小人"的划分,确定了"君子"、"小人"两种基本范型,赋予了"君子"以全新的道德内涵."君子"观念凸显出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逻辑,对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颠覆与建构:晚明情观的再检讨--以宋懋澄创作为个案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于晚明诗坛居重要地位的松江文士宋懋澄的创作即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倾心相恋,体现了晚明时期独特的情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固然他所代表的晚明士人所努力塑造的“情种”形象,其本质与士人的文化理想并非相悖,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仍然致力于追求“情”与生命之“业”的统一。     

对中晚明书法变革思想原因的重新阐释

本文对以往书法史某些流行的重要观点提出质疑,试图通过对"浪漫主义"西方文化内涵的分疏以及明代史和明代哲学的考察,对中晚明书法变革的内在思想原因重新进行阐释:在准确把握心学的基础上透视它对中晚明士人人格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道德人格气象对书法审美风尚的改变,对传统二王帖学模式的强烈冲击和改造.由此,为当下的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一种历史的人文的启示.     

晚明士商渗透的社会影响

晚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士商渗透是一显著特点。这种现象强烈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也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晚明社会风气、封建政权、教育事业和商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晚明表现主义书风与碑学思想的滥觞研究

多年来学界一致认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源于当时的包括政治、经济及16世纪中叶以来的心学与童心说等文艺思潮,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碑学思想却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以晚明时期的社会审美风尚为切入点,通过对晚明时期石碑的考古发掘、碑学观念之生成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成因乃二维物化结构:当时的尚"奇"风尚、王阳明心学及李贽童心说的文艺思想以及儒家忠义刚正精神等构成其精神元素;"二王帖学"系统及晚明碑学为其物质元素。研究进一步认为,尚"奇"风尚决定了晚明书家的审美取向,碑学思想的滥觞成其审美的最高法度。可以说,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源于碑学思想,它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这股书风尚未臻于极致就被肢解,然而,它对后世文艺笔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

以王世贞《乐府变》组诗为肇端,从明嘉靖末年至清康熙初年,诗坛兴起过一次以新题乐府为体式、以讽咏今事为宗旨、以"诗史"学说为理论纲领的创作潮流。这场乐府变运动宗尚唐代杜甫等人的新题乐府创作,又因其自觉、独立、针对性极强的"诗史"书写意识,有别于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成为晚明大变局和明清王朝鼎革在诗歌创作中的一次现实反映。这是晚明文学中亟待挖掘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清初"梅村体"的诗学渊源及晚近传统,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儒学“觉民行道”的路径选择——兼论泰州学派对宋明理学的超越

儒学之最大特征是"美风俗","致君行道"与"觉民行道"是其两条基本途径。而由"致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是宋明儒学发展的重大特色,也是中晚明的泰州学派思想与实践的价值旨趣所在,也是其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超越。文章认为,依据泰州学派思想内在发展的逻辑,其"觉民行道"的主要路径表现为"百姓日用即道"的本质论与"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方法论。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无痛道德:现代社会的新道德图景

一定的生产及经济关系必然要求一定的道德及规范。市场经济使中国的传统道德面临极大挑战,传统道德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脆弱性。然而如果我们认真估价当前市场经济的道德图景,却并不全是道德的绝望,一些新的道德行为在被认真地经营着,如慈善捐赠、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文化差异宽容等等,标志着市场经济下全新道德形式的生成。这些新道德形式给人的启示是:规避限制人权的道德命令,尊重人们对道德选择性的要求,给"无痛道德"以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如何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能体现权威的新道德体系?至少要做到三点:承认并正视道德回报;以法的形式使道德变轻松;道德情感的世俗化。     

晚明小说"传道"的伦理价值取向

明代中期"心学"理论的发展影响了晚明小说的潮流和风尚,在"主情"、"性灵"的文学理论大行其道的同时,晚明绝大多数文人都坚持,文学对真心真情的追求不能逾越儒家传统伦理的范围。明代文人认为小说具有"劝惩教化"价值功能,尤其是通俗小说作品,对于教化百姓知晓伦常道理功不可没。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

晚明,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起步的商品经济冲击,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封建经济的母胎里开始滋生出来。随之而来的精神文化、道德伦理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理学,由于其弊端日显,而渐渐为士人们攻讦和唾弃。一种崭新的革新运动悄然兴起。从而在晚明泛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解放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论颠覆传统"君权"观念的晚明历史语境及其思想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坚守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君权"为视点,在晚明"越礼逾制"的历史语境中,描述了传统君权思想遭受的挑战,认为晚明对传统的批判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还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以及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密切相关.     

略论网络时代的道德

网络是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带来道德的变迁。网络信息的传播特性 ,使得传统的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表现出更大的局限性。网络道德将是一种全新的道德形态 ,它突出道德的个人性、多元性和技术载体性。     

晚明文人生活观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比较及当代价值

晚明文人和伊壁鸠鲁都处在社会动荡时期,虽然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但他们都在所处的环境中感到了绝望与痛苦。在这种境遇之下,他们借鉴前人的思想,结合实际情况为自己或他人指明了一条通往快乐的道路。他们对快乐的看法有相似性,但在解决方式上有一些区别。从"贵舒意"和王阳明心学着手,结合晚明文人的寻乐方式,从理性与道德两个方面,分析晚明文人的生活观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之关系,对当下共享快乐生活具有价值。     

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在当今的发展和前景

每一个文化系统,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信仰为核心及围绕它而产生的部分;一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所决定的部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如"人为贵","自强不息","立德立功立言","以修身为本","忠孝传家"等,皆以天地与祖先崇拜信仰为背景,因而成为一个系统——"道",成为中国的文化心灵和文化创造之根。世俗部分,一是各种基本知识、哲学学说、思维方式等。一是随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变化的价值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思想及对进步和效率的追求。这些,形式上是西方的,实际上是近代的。今天,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自主与自信,两个新的趋势在同时兴起:一是全方位的开放,一是兴起"国学"热,自觉继承和重新诠释传统。两个趋向的交流融合,正在培育出一代新人和一种新的文化。它将反过来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的交流。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对启蒙与道德的误读及歪曲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启蒙、道德与文学--一种可能的解释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