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荣誉”的价值审视及其实现

荣誉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类道德与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崇尚荣誉＂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当代革命军人的荣誉观,也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础,它对于当代革命军人个人与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或价值。     

论“道德资本”之依据

道德是而且必然会是投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资本;道德作为一种资本形态参与经济生活后,不会否认道德自身的目的性意义;"道德资本"在破解经济与道德"二元对立"观上具有独到的方法论意义.在现实中正视和承认道德的工具性功能,还道德"是"为一种资本形态之本来面目,对于经济的运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儒家“敬畏”观之创生

以敬畏之心克制人性弱点,以道德智慧抑制"丛林法则"的极端发轫,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伦理责任,亦是儒家敬畏观氤氲着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儒家敬畏观由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观开其端倪。儒家敬畏观之创生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和道德根基:"万物有灵"的启示、"天人合德"的训戒、"允执厥中"的忠告、"系于苞桑"的忧患。儒家敬畏观为构建中国古代"天下有道"社会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对后世社会亦影响深远。     

“自然化的理性主义”与“实践观”——乔姆斯基语言观与马克思语言观的哲学基础比较研究

语言学史上存在着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两种对立的语言观。经验主义语言观将经验视为知识的唯一来源,认为语言知识的获得是人类在普遍语言能力发展的基础上对语言经验进行归纳与建构的结果;理性主义语言观以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为主导,是将语言视为脱离外在经验,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和人们的社会交往的唯心主义语言观。语言学史上的这两种传统语言观都无法解决人类语言知识的习得问题。作为乔姆斯基语言观哲学基础的"自然化的理性主义"与作为马克思语言观哲学基础的"实践观"的共同性在于超越了经验主义传统与理性主义传统,从而解决了经验主义语言观和理性主义语言观无法解决的人类语言知识的习得问题。但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哲学基础与马克思语言观的哲学基础还存在着巨大差异,由此导致了二者对于语言理解的分歧。     

老子“道”为原点的“道-德”观刍议

老子《道德经》以得意忘言或者言难及意的理论表达方式向我们开启了一种由道及德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始终以通达于道为其终极的形而上学指向。德由之于道,但是德并非道德而涵摄道德。老子《道德经》所承载的实际上是以道为核心概念而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哲学思想系统。     

儒学与基督教“束身”观之比较

在任何一种文明中 ,道德体系的建立似乎都是以束身约己为出发点的。所谓束身 ,是人类为完善人格而约束人性世俗特征的一种手段 ,是人类自觉超越个人欲望、品味、志趣、感受和倾向而构建道德的一个过程。由于道德的基本内容是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境界 ,所以束身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活动。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都是以道德为本的文化 ,它们在承认基本人性的基础上倡导束身以立德。本文试图对两种道德建立过程中的“束身”观进行比较 ,说明束身作为道德构建的普遍法则在两种文化中的共同作用以及表现上的差异。一、束身以立德…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合”与“分”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起点,旨在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人道主义、和谐共生、集体主义、公平正义等思想相契合,但又弥补了传统道德观之不足,实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论科学性和道德理想层次上的超越.研究两种道德观的“合”(契合)与“分”(超越),目的是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价值引领,辩证审视中国传统道德智慧,抵制全面否定传统道德观的历史虚无主义,在道德层面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海德格尔“大道道说观”的生态文化意蕴

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在于出现了从"此在言说观"到"大道道说观"的转移。"道说"不是"此在"人的言说,而是"大道"说话的方式,它的基本含义和功能是"显示"和"聚集"。道说之"显示"不是人类的行为,而是一种"自然的显现";大道的"显现"和"聚集"不是源于人为的力量,而是源于以"大地"、"自然"为根基。"大道道说观"因此也是一种以"大地"为根基的"大道自然涌现语言观"。海德格尔对"大道道说"所具有的"自行显示"和"关系聚集"含义的发掘,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独白话语的深刻批判;其对大道道说的"大地""自然"根基的强调,又表现出对天地人神四方世界自由游戏的"生态审美栖居"的呼唤,"大道道说观"可谓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语言观",具有深刻的生态文化内涵。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维吾尔谚语中的“水”与“火”意象

文章以维吾尔谚语为切入点,说明其中展现的维吾尔民众对于"水"与"火"的原初意象,在此基础上揭示人们如何借助这一具体认知工具,逐步认识身边抽象的事物和概念,衍生出一系列与"水"、"火"有关的隐喻,进而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解释这一认知机制。     

试论庄子的“道”与技术观

庄子的技术观要求技术的发展一定要合乎"道",通过深刻体悟"道"的真髓,来遏制技术的负面影响。庄子所持的技术观并未与伦理道德学说明晰地区分开,技术活动的目的固然在于求"真"———探索自然奥秘,了解和适应客观规律,更在于求"善"———追求道德觉悟,体悟"道"的精髓。庄子以"道"来反观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伦理观,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     

作为“道德基础”的理性如何规范道德——康德“实践理性”德性论解析与重构

"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选择,要靠理性把握和决定。然而,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变易,"理性"的光芒逐渐虚渺。而到康德,"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特征,成为康德整个德性论的根基。而对康德的德性观的某种回归为探寻理性何以重新规范道德提供了启示,也进一步重现了康德道德哲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三言”中的恩报观念与“道德宿命意识”

在雅文化层面的儒家道德意识的影响下,恩报观念主要有施恩不望报和受恩必报两种恩报原则,这在＂三言＂中多有表现。但＂三言＂作为俗文化层面的文学代表,底层民众的功利主义和主客观的双重柔弱等决定了其恩报观念更多的是受到俗文化层面＂道德宿命意识＂的支配,对恩报难相继、德福不相配的现实予以扭转,形成了俗文化层面的道德宿命的恩报观,如恩报必相继、施恩报恩必有赏、忘恩负义必有罚等。依照所依靠的外界力量的不同,其恩报模式可分为五类,其总的心理特质是功利化、宿命化和宗教崇拜式的期待、验证等,此恩报观进一步表现在历史恩报故事中。＂三言＂中部分篇目的恩报观念中道德宿命的成分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且更富有道德主体意识和悲剧精神,从而使其拥有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进入＂三言＂第一流作品行列。     

论“孝”道的宗教意义

“孝”道是儒家的道德之本 ,然而其存在的合理性却在于其内在的宗教意义。它不仅解释了生、死及生命永存的宗教世俗问题 ,而且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构筑了儒家的道德图景。“孝”道的宗教力量是儒家道德能与中国民众生命融为一体的主要原因     

“真诚”本位之道德人格养成与伦理性存在之真谛

真诚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道德真诚本性的养成,是属人的和人属的公共生活的伦理文化底色。丧失道德真诚,首先产生的是道德个体之道德价值信念的迷茫和遮蔽,随之而来是"做一个真诚的道德人"的道德勇气的丧失;其次,丧失道德真诚,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去伦理化"、"非伦理化"甚至"伪伦理化"的道德沉沦的"离散性"生存状态。这样一种"非本真性"的生存状态,客观上必然会促使道德个体私欲的膨胀,以及社会精神气质上,因各种假道学的充斥所导致的普遍的道德投机主义的盛行。其结果,是作为优良文化最后之结果的、体现为特定历史时代民众之最为可贵的道德人格的日渐功利性和犬儒性。     

道德之于市场经济的意义——从亚当·斯密的正义观谈起

市场经济是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形式.此种经济形式不仅无限地增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同时又对人类的道德带来一定的冲击.亚当·斯密不仅揭示了道德与市场经济这种紧张关系,而且他的正义观对此做出了回应.因此,考察亚当·斯密的正义观对我国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有益的启示.     

回族“劝谕型”民间故事与其传统道德的互构互诠

"劝谕型"民间故事作为回族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民俗文化的载体;民间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民俗,它的传承受益于"劝谕型"民间故事的特点十分明显。二者在民众生活中相通相融,互构互诠,共同承担着强化民族信仰、规范传统道德、凝聚民族力量的重任。     

移情的道德叙事与论域检视——以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为中心的考察

迈克尔·斯洛特将"移情"这一心理学的热门概念援入道德领域,系统论证了一种强调"移情"在道德生活中起普遍决定作用的道德学说。但人类这种较为普遍的移情能力并非完满无缺,它自身存在诸多难以克服且与生俱来的缺陷,移情在道德领域并非具有如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适用性和最终决定性,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的叙事范围与理论论阈需要认真检视。其一,基于"冷-暖移情"难以在旁观者与行为者之间建立起可靠的道德评价关系;其二,移情的"利他本性"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我移情"的重要性;其三,移情并不能提供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道德解释能力。虽然斯洛特极力证明移情是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具道德优越性的"不证自明"的道德能力,但显然仅靠冷暖移情这种经验反应机制难以满足道德判断的实际需求,其道德有效性和移情机制有待进一步验证与完善。如若置这些难题于全然不顾,斯洛特以移情作为普遍道德基础的理论抱负更加难以实现。     

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道德政治”是一种认为良好的政治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根基的政治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道德政治”无法约束“人性的贪欲”,无力应对派系冲突,也无法与商业社会相适应.在现代商业社会,良好的政治只能是一种以构建游戏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政治”.不过,休谟对“道德政治”的批判,并非意味着他否认道德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依赖“强道德”而忽视“制度建设”的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