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俗喜剧中“傻子”形象的诗学阐释

东北民俗喜剧中的"傻子"形象运用个性化和反常化等方式制造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激发了人们新的审美期待;它的游戏与狂欢特征满足了人们追求自由的需要;其自嘲品格也唤醒了当代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解读.     

文化土壤与喜剧作品的特点

辽宁浓厚的戏剧和曲艺文化为东北喜剧小品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铁岭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培育出了众多著名喜剧演员、编导,这为铁岭成为小品之乡提供了人才基础。二人转在吸收吉林的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南派载歌载舞的特点,取得了成功。以拉场戏为原型的铁岭独具特色的喜剧小品在充分吸收了话剧、相声等艺术的营养后逐渐形成。     

东北喜剧小品言说张力的语言学批评

小品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其魅力主要在于言说,其中东北喜剧小品之所以获得广大观众的首肯,主要在于它独特的言说方式。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对东北小品展开批评,着重讨论言说方式的“贯口”化、言说技巧的综合化、言说语境的反讽化等。     

论“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叙事形态

从民俗叙事角度来看,"东北作家群"小说呈现出共时性复合叙事的形态特征.多形态叙事在不同作家身上具有鲜明的侧重点.概括起来讲,萧红主要以启蒙叙事见长;萧军重在凸显民间叙事风格;而端木蕻良则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叙事.     

中国的东北和日本的东北——对中日构筑“大东北经济圈”的思考与建议

2006年10月安倍首相上任伊始，便决定访问中国，展开了“破冰之旅”，结束了中日之间自2001年小泉上台由于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的对立和矛盾，此后“融冰之旅”、“迎春之旅”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不断向前推进。胡锦涛总书记的“暖春之旅”使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进入全面升级阶段。在上述氛围推动下，两国的经贸也不断取得突破，中日贸易超过美日贸易，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两国在各个领域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以区域合作为纽带、以友好城市发展为拉动，两国的地方交流也出现蓬勃发展势头。尤其是我们的东北振兴战略持续深化，使两国在东北地区的各种合作不断增加，学术、经济和企业界甚至发出了打造“中日大东北经济圈”的热切呼声。从中日经贸互动和地方国际合作背景来看，随着两国在东北地区合作的不断深入，中日构筑“东北经济圈”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时机日渐成熟。     

东北沦陷期朝鲜人文学与东北作家群文学主题比较

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文人和中国东北作家群均在日帝殖民统治之下进行了跨地域移居。在日帝殖民统治时期,朝鲜文人移居到中国东北,中国东北文人流散至关内。来到东北的朝鲜文人的代表作家有安寿吉和金昌杰等人。萧红、萧军和李辉英等人作为中国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以笔为武器,以日帝殖民统治的中国东北为对象进行了创作。两国离散作家的作品在抵抗意识和爱国情怀、生存和死亡体验、现实的对应等主题方面体现出了相似性。通过比较,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文人与中国东北作家群对日帝殖民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的不同描述,这对于丰富东北亚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民俗问题”

“民俗问题”,主要是指基于民俗因素或反映为民俗形态的 ,社会群体或社会者组织的行为偏差或失范而引发或积聚而成的 ,有碍人的基本生存和生存中所必要的正常秩序并受到社会关注的矛盾以及与之相关的失调现象与异常事件。基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强调“民俗问题”以及相关的民俗因素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容忽视的社会要素。进而提出 ,“移风易俗”始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主体内容、基本主题和“关键词语”,“民俗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所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 ,“辨风正俗”是解决好“民俗问题”的首要举措 ,是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应予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建议在全国城乡各企事业单位和社区 ,适时开展以“辨风正俗”为主题的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活动     

论“五个统筹”与区域经济发展——以东北振兴为实例的分析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加以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更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特别是需要按照“五个统筹”的战略方针,系统地解决好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符码化与景观生产——东北乡村喜剧的伪现实主义特点研究

符码化和景观生产是东北乡村喜剧节目呈现出的一种伪现实主义特点。伪现实主义是在现实主义的参照下，当下中国学术界新提出的一种理论观点。信息化时代，媒介突起是伪现实主义出现的背景，主要表征在影视节目文本的创作和艺术特点等方面。东北乡村喜剧是近年来最为流行的节目之一。在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助推下，东北乡村喜剧首先建构出迎合受众感官和心理体验方面的“伪现实”情境；表面上打着追求“快乐”的幌子，实质上是在对东北方言进行编码；祛除历史蕴涵，错置文化语境，刻意强化、突出俚俗特点是编码的主要形式。成功编码的东北方言成为一种具有“召唤”功能的景观，观众沉浸在“傻乐”景观中，丧失了思考自身真实生活处境的能力，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论巴金“家庭故事”与“团体故事”的同构性

巴金以《家》为代表的“家庭故事”小说与其早期直接反映其“安那其”主义的“团体故事”之间存在观念上的同构性。对巴金小说“家庭故事”与”团体故事”的同构性的解析,为解决长期以来巴金作为反封建民主战士和虔诚的“安那其”主义信仰者的矛盾情结提供了较之以往更为恰当的视点和参照。     

“滚车”民俗与黄帝文化小考

滚车这个民俗在黄山东北麓的太平县流传了多久我们几乎无法考证。根据方志记载，太平县的“滚车大会”为每年的农历7月19日到23日从“请神”、“落地车”、“绕车”、“漂反车”共五天或七天时间。农历7月十九日甘棠的人们先清扫车公殿堂、设案祭祀，是谓“请神”。而后将直径一丈五尺的车轮从供奉车公菩萨的殿内请出来，沿街滚一遍，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活力·诙谐·超越——论东北民俗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当下意义．

通过巴赫金的相关美学理论,深入思考以二人转、萨满教为代表的东北民俗文化的基本特色,着重论析其核心构成元素具有活力、诙谐、超验的精神特征,在以严肃性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体现出了丰富而多元的文化景观。东北民俗文化中彰显出的亲和力、自然力和野性活力,既是广袤的东北大地所孕育出的独特审美品格。同时也超越了地域性、民族性而具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内涵。特别是萨满文化中彰显出的超验精神和终极追求,在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具有独特的启示作用,在当下的大众文化氛围中也承栽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日本伪满移民的两个问题

九.一八之后,日本在我国东北的移民总数,有220968人,270428人,241374人,318000人等。本文综合各方资料,认为从1932到1943年,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有313327人,其中包括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朝鲜移民和＂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本青少年开拓团和＂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在本质是一样,都应当移民看待。另外,需要区分日本入满奉仕队与伪满自身组织的勤劳奉仕队。     

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戈麦是新时期以来自杀的青年诗人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是戈麦走向自杀的主要动力;与“现实”的疏离使他成为一个“厌世者”,他生活在语言的乌托邦之中,颠倒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孤独、焦虑、幻想、封闭成为其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浓郁的死亡意识,死亡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成为他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     

“拒绝游戏”与女性主义——知识分子戴锦华

戴锦华对自我角色的定位是清醒的,她以＂拒绝游戏＂来定位自己的志业选择,也以＂女性主义＂来诠释自己的思考方向、批判精神。在消费社会和学术科层化管理渐趋成型的时代氛围,像戴锦华这样的坚持,其实解剖的不只是自我精神世界,更重要的乃是指向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归属以及学术终极关怀问题。但愿从知识分子戴锦华的一个侧面,能看到当前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性处境。     

《满洲土语研究》与20世纪3O年代的东北方言

《满洲土语研究》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系统研究东北方言专著之一。剔除非学术“军事侵略”因素,它所收的词语构成与所记载的语音系统都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东北方言的基本面貌。从研究东北方言发展史来看,这和今天东北方言存在明确的相承关系;同时,它对我们了解当时日本东北方言教学适应“战争侵略”实用需要的性质也很有价值。     

悲与喜的错位——女性视角下对“乐府双璧”故事的新思考

《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其叙述的故事家喻户晓,对这两首诗的主题倾向以及两个女性的形象接受几成定论。本文试图纯从女性视角出发,从分析两个女性入手,对这两首诗歌进行一些新的思考。     

从后稷感生神话到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以旅游情境中的两起故事讲述事件为研究对象

后稷感生神话分析与其地望问题是学术界从历史到当下都持续性进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当前关中、晋南等地旅游经济的开展,岐山县的周公庙、稷山县的稷王庙等都成为遗产旅游景观。地方文化学者将历史文献辑录的感生神话建构为神话主义文本,其在旅游情境中呈现为地方化色彩浓郁的后稷感生传说。从后稷感生神话到后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反映了神话恒久的生命力和当地文化持有者的文化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