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走向商品化的回顾与思考

<正>(一) 在当今商品经济时代,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成了商品。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其实,早在古代,文学便已逐步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 当文学在原始社会诞生的时候,主要是为了群体的抒情和自娱。《礼记·乐记》云:“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悦)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大序》也有类似的话:“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古诗十九首》以身体活动为修辞论

诗与身体活动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在诗作外部的形式表达上,古人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称"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提出诗以身体活动如嗟叹、咏歌之类求得抒情的升级。二是在诗作内部的语辞表达上,以身体活动来抒情达意,可称之为抒情修辞。《古诗十九首》以身体活动为抒情修辞尤为卓著,并以其实现着"直""真""自然为贵"的艺术魅力。古代诗歌史对《古诗十九首》以身体活动为抒情修辞的艺术手法多有承袭并有所发展。     

唐诗吟咏的研究

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经过很多诗人的努力,在原有的古体诗基础上,创造发展了律、绝等近体诗,盛极一时。随着当时音韵学的发展,吟咏古近体诗也要求轻清重浊高下铿锵,极音律之美。千载以来其流风遗韵犹有存者。 诗的吟咏是伴随诗体的产生而产生的。二者都来源于人的情意,《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疏:“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可见诗的吟咏与诗本身同出一源。沈约说:“歌咏所兴,自生民始”(《宋书·谢灵运传论》)正是总结此义。     

论诗经的艺术(下)

五、体裁、章法、韵律诗在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诗经》是我国早期的的诗集,在当时也不同于神话传说和记事、记言的散文。当时诗人,不论是集体或个人,表述思想,发抒感情,依照一定格律进行歌唱或写作,就形成诗歌形式。诗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就是说,诗之为物,初发于内心,而表现于音声,音声组织成章,是为音乐。诗乐在早期是不分的。音乐要有旋律,有节奏,有韵调,这就给诗以制约,形成了诗的形式特点,诗人作诗就得注意符合这些特点而加以美化。下面姑就《诗经》形式的三个方面,谈谈它的艺术。     

论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

在我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虽然产生了丰富而瑰丽的民间文学作品,可民间文艺学却并不发达,对民间文学特征的认识和总结,往往是点滴的,远不完备的。《诗大序》曾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汉代的《毛诗传》曾说:“曲合歌曰歌,徒歌曰谣。”这都包含着对民歌口头表述的认识。明末的冯梦龙在其《序山歌》中认为山歌是“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清代的杜文澜也在其《古谣谚凡例》中说:“谣谚之兴,     

应当重视音乐与文学的交叉互补

音乐与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我国古代的音乐论著《乐师·师乙篇》中说:“故歌为言也,长言之也。”认为歌声对于要表达的内容来说,只是把说话的声音拖长些罢了。汉代的《毛诗序》对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有着更为精辟的论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不     

抒情的顽固《诗歌美学》读后

作为抒情诗的大国,我们的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情与表达的某种矛盾关系,《乐记·师乙》写道: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到了现代社会,这种矛盾激化为对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们知道,《野草》既不空虚,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死亡。抒情诗是个体性的,它的“不朽”却证明着它的普遍传达性和社会性。抒情诗是凝固的音乐,它用普普通通的文字,传达出“墨气所射,四表无穷”的气韵。在商品化大潮的汹涌情趋势中,这种微弱的气韵能够保证我们获得拯救吗?自从马克思提出诗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敌对的著名命题以来,诗歌的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问题就成为现代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     

"诗言志"的理论内涵新探

关于"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闻一多认为"志"有记忆之意,故"诗言志"表达了诗歌最初的记诵功能,由于见解新颖,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同。但从古文字和新出文献来看,"诗言志"的"志"本指"往"的意思,所以仍以传统"志之所之"为是。又因为"志"是一切语言核心,从而"诗言志"这一命题既区别了诗与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不同,同时又注意到了诗和早期其他文体的不同。     

艺术掌握方式之我见

艺术掌握方式之我见王元骧一马克思不但把艺术的一般本质界定为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指出了艺术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点：它通过“艺术的”方式来掌握世界。由于这个问题只是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亦即理论思维的特点时，将它与其他掌握方式相比较而顺便提...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虽经郭沫若质疑,但至今被奉为经典,一直是中学语文课本必选篇目。其实此诗"安得广厦"云云诚"措大想头",不足为贵;怒对"群童",事乖情违,格近鄙陋;又以意为诗,镵刻成僻,偏离了"感物吟志"的现实主义传统,遂开宋人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所以历代颇有訾议,诗话中少有推重,金圣叹《杜诗解》、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也不选它。此诗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是一篇有严重瑕疵的作品,既不足为杜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也不足称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之作,应该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下来。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

宋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歌创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种理论历来备受责难批评,冯班《严氏纠谬》驳他说:“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乎?”何焯也说:“刘后村有云,‘诗人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此论足使羽辈结舌。”(《严氏纠谬评语》)他们都误解不落言筌为不用文字语言。这种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殆成定论。     

艺术节制论

从情感美学角度来看文学的本质,可以说情感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情感为文学的本体.文学是情感的一种审美对象化方式。“情用赏为美”,“长于情者多美”,我国古典文论很早就注意强调畅情而求美,重视情感之美与艺术之美的内在联系和审美转化,明确地把艺术情感归属于美的范畴。从创作心理学角度来说,主体情感总要发泄宣导,使情感郁结得以排遣和消释,重新达到心理平衡,情感的对象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情感对象化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艺术形式,情感对象化也就是情感审美化情感艺术化。所谓“止怒莫若诗”(《管子·内业》)。“愁极本凭诗遣兴”(杜甫《至后》),即是指此。情感的审美化艺术化,必须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即情感表现要符合艺术本性,符合艺术内在本质要求。情感表现的艺术节制问题,关系到情感之美与艺术之美的统一,是文学情感创造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至今未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而近几年创作界情感创造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与此密切相关。因此,本文试对艺术节制问题进行专题探析。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论宋词的感伤美

一文学中写感伤，古已有之，并非来人的发明。《诗经》就有《采蔽》写戌卒羁愁，州e兮》写思妇闺怨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只是以“怨”作为诗的四个功能之一，并没有说非0怨”不可。宋玉的《九辩》则写贫士失意的悲怨：“坎摸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开后世怀才不遇的感伤诗的先河；而他在诗中慨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更成为中国诗歌“悲秋”的老祖宗，故有“宋玉悲秋”这句熟语。但从总的来说，汉代诗写感伤并未成为风气。《汉书·艺文志》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仍然是哀、乐并提的。至…     

情感——文学之生命

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情感便没有文学,便没有文学创作。文学以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人是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形象的主体就是人。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必然要表现出入的思想、道德、情感等社会因素。然而,与文学所表现的其它因素相比较,情感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就在于,情感赋予文学作品以生命。这种观点,早已有之。严羽曾提出:“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白居易虽看重诗的说理教化,但他也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看作诗之根本。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没有感情,没有传达这种感情所产生的感染力量,便没有艺术。”(《论艺术》)当然,把情感说成是文学唯一的表现对象,未免失之极端,但对文学来说,情感确实是它主要的、不可缺少的表现要素。文学必须表现情感,     

论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

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蔡伯世曰:‘子野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情词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淮海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或说“情词相称”,或说“情韵兼胜”,都肯定了秦观词的情,而且把他的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评价秦观所抒发的情感呢?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正确评价其审美价值。一、审美主体的悲伤情感的特征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的观点。我国     

试论古代豪放诗的艺术价值

<正>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人之多,诗歌之富,均为世界所罕见。我国现存的各个时代的诗歌,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差异,在艺术风格上也各有特点。豪放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在诗中影响较大,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谓豪,乃豪杰与豪迈之豪;所谓放,乃推放与奔放之放。故一切抒发壮怀,表现出英雄气概,画面雄伟,气魄浩大而感情奔放的诗篇,均可称之为豪放诗。因为豪放诗通常与积极向上豪迈乐观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人民建功立业战胜邪恶势力的要求,故在艺术上常常起到悚顽起懦,鼓舞和振奋人心的作用。下面就豪放诗在艺术上的感人力量和鼓舞教育作用,试作一些分析。     

论张之洞的诗学主张及其诗作

张之洞是近代诗坛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以封疆大吏身份礼贤重才,却与所举用的同光体诗人产生龃龉,原因在于张之洞主张雅音,与同光体诗人认同变雅之识不同,且崇苏抑黄,两者诗学途径有异.张之洞论诗持有偏见,故不能成为一时诗坛盟主,但在当时与同光体诗人变雅之作形成互补之用,代表了诗歌风气另一种趋向.其诗雄厚宏肆,无纤巧枯涩之气,本文从其感时咏怀、咏史纪事、山水游览、咏物寓志四类诗中分析其诗风特征及其艺术手法,也指出其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