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性与历史叙述者

长久以来 ,当学者们的论题牵涉到历史学家时 ,往往只谈到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什么 ,他们该如何履行这些职责 ,而很少将历史学家当作专门的论题进行讨论 ,也很少将历史学家置于历史学理论体系的整体背景中思考其位置。事实上 ,有许多问题 ,如历史叙述文本中的目的性、成见、时代局限性的问题 ,乃至历史之本质的问题等等 ,只有在对历史学家及其实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之后才能给予明确的解答。另一方面 ,在一般人的眼中 ,历史学家与历史叙述者几乎没有加以区别的必要 ,以至于人们极少运用历史叙述者这个名称。本文希望对此进行区分 ,将历史学家视为…     

职业历史学家必须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由回答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真相、历史的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功能等问题而构成的知识论预设 ,是 19世纪以来历史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 ,而这一切都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无情摧毁 ,并业已危及历史学的生存。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作出积极回应 ,不仅是史学理论研究专家的任务 ,而且是职业历史学家的职责。职业历史学家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实际经验 ,可以而且应该为这场辩论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     

历史学:时间的科学

自从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提出"史学是时间的科学"这一观点以来,很少有人深入探究其内涵。我们从历史研究对象的时间性、历史时间的意义、历史学家的时间观等方面入手,以时间作为历史研究中的尺度,把人类的历史理解为争取时间的历史,围绕诸问题来探究历史学与时间的关系。可以说,时间因素在历史学中几乎是弥漫性地存在着的,历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     

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上)

本文认为 ,历史主观性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指伦理和政治标准的引入造成了对过去真正如何的整个的歪曲 ;恰恰相反 ,历史实在与历史学家的伦理的和政治的价值可能经常是彼此非常地接近 ,以至于根本无法区分。本文证明了 ,伦理的和政治的标准由于与历史学家的主题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 ,因此 ,它们对于理解过去是有帮助的 ,而不是一种障碍。并且 ,我们能够真正让历史学家承担起从令人反感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中分辨其精华的这一最重要和最需要责任的任务 ,这也是历史学唯一能够充分履行的职责。     

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是史学大变革的10年,史学理论研究突起的10年,也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接受新挑战的10年。本文拟就历史认识论中“纯粹客观的历史”、“人心中的历史”、“二重历史客体”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纯粹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历史学家能否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乾嘉史学、19世纪德意志的兰     

史学与史家──《史学新论》之二

史学与史家︽史学新论︾之二田昌五一历史学是在历史学家的作坊里完成的，但历史学家的创作场景并不在历史学家的作坊里，而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包罗万象，就看历史学家如何取景进行创作了。历史学有不同的范型，不同范型的历史学首先是由历史学家如何取...     

谈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

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的博与专的协调关系,它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探寻历史学家的最佳知识结构,实际上就是寻求最好的驾驭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从历史学家的总体来说,虽然可以有一种最佳知识结构的模式,可以作为培养历史学家的目标或衡量的尺度,但是由于每一个历史学家之间天赋、所受教育、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其最佳的知识结构也有差异。每一个历史学家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充实和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寻求     

历史责任、历史理性与史学职业化

历史研究成为一门职业的学科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在其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作为职业的史家,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苛求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只求"如实直书"。如果我们承认"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并非上帝一般的历史看客,同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一旦追问自己的研究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时,都会涉及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伦理问题。以纳粹大屠杀为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理性的诉求导向和限度,在此历史正义在历史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潜在性要素。在当前,对历史学家研究合法性逻辑的考量和对历史伦理的考察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历史伦理和史家个体伦理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相互关联的双向性思想过程。     

试论历史的暂时性、延续性和变异性

长时期来,历史学家们对于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意见相左,争议不休。为了澄清这方面存在的混乱,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是要把客观的社会历史过程和记载、研究这个过程的历史学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分析清楚,讲明白历史过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在过程,并不依历史学家们有没有把它记载下来为转移,也不依历史学家们对它记载的多寡     

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与伦理取位——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探析

作为当今北美最有影响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学越来越受到中外论者的关注和推崇。本文试图从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伦理取位等三个维度,来综合考察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在叙事聚焦这一论题上,费伦挣脱了故事与话语之分的教条式羁绊,在驳斥西蒙·查特曼、杰拉德·普林斯等人关于叙述者无法感知,不能充当聚焦者这一论点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叙述者充当聚焦者的可能性与效果,并分析了由此而产生的双重聚焦现象及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的影响,为叙事聚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意识形态、材料、洞察力和判断力、利害关系、现代性偏见等种种因素制约着当代史的书写,但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此外,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亟需进行的一项功课.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沈从文小说的叙述者与叙述策略

沈从文小说中有公开的叙述者、缺席的叙述者和隐蔽的叙述者。作为一位自觉进行文体探索的艺术大师,沈从文在小说叙事方面的贡献,足以使他与世界一流的现代小说家相媲美。他不像西方现代小说家们那样高举着叛逆的大旗,也不像某些现代作家那样以一种极端前卫的姿态标新立异,而是将叛逆的渴望和创新的激情包裹在看似守旧、朴拙的文本中。他从不张扬自己,从不夸饰自己在艺术上的先锋立场,但历史会领悟他的苦心,后人会接受他的遗产。     

历史学家面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忧虑便普遍存在———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历史学家都在期望战后的世界不要完全不同于战前的秩序。战前的迹象表明,人们同时也在作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尝试,在历史学家中,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德国学界的国际交往在继续,并且呈扩大的趋势。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友谊变成了仇恨,不仅针对敌对国家,也针对它们的历史学家。战争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两种文化间的战争。一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历史学家立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即不论战前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分歧多么大,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都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战争,尽管这些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在一边,这种情形在德国尤为突出。然而,毫无疑问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支持与反对战争的双方之间,分歧与一致同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战争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很小,历史学家都不愿接受战争带来的新的现实。一战后,德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历史研究的新潮流发生联系;由于抵制变迁,德国历史学变得越来越和国际学术界无关。     

关于赫斯特豪斯的德性伦理学客观性论证的思考

赫斯特豪斯的德性伦理学客观性论证包括三个子论题,但她对这三个子论题的解释值得商榷,其“客观性”论证并不具有她所宣称的足够明晰性,解释的说服力不充分.她对三个子论题的区分和论证缺乏坚实根据,故而德性伦理不能获得应有的客观性.从论证过程来看,她将人类社会在历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德性还原为简单的事实客观性是有问题的,德性伦理学的客观性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历史维度不能忽略.     

历史是客观的描述还是对过去的反思

<正>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它的本来面貌,所以它是客观的存在。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这些客观的存在。可历史学家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当代的人,他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同时也在参与创造当代的历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不可能不参进当代的意识,也就是说,一个有作为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满足于停留在对历史的客观描述上,他总是要以历史为武器,对现实进行反思,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出对现实的进步有某种积极意义的东西。所以,历史不应该仅仅是对过去的客观描述,历史更应该是对过去的反思。     

阅读的历史学家

本文意在探索历史学家作为读者的特点,以及历史学家能从专门阅读其他专业文本的读者那里学到什么。奥斯汀将话语分为行事语和述事语。历史学家是用过去行事话语写成的真实记录的读者。而行事语不判断对与错,述事语断言事物是否属实,要解决的正是对错问题。对历史作品来说,最好的作者可能就是那些有准备的专家,他们将对历史的极大兴趣与热情的批判意识结合起来,因此,我们的阅读必须基于对新资料的修正,对相同资料的不同理解的修正。     

梁启超在历史规律问题上的困惑

历史发展有无规律 ?这一直是历史哲学中颇具争议性的问题。作为历史学家 ,梁启超试图求解 ,但也有许多困惑。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上)——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杜佑年谱》不够完善

杜佑(公元735～812年)是唐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编著的《通典》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记述上古至唐代经济、政治、文物制度、边疆各民族以及四周各国情况的综合性巨著。在我国古代史书中,《通典》居《三通》、《九通》、《十通》诸书之首,创中国历史编纂学中“政书”的先例。历代历史学家对之都极为推崇。但是,对杜佑这样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介绍其生平事迹和研究其学述思想的专书很少,流行的只有郑鹤声编写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