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解体的文化原因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苏联解体的深层次文化原因,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苏联解体的文化原因包括：意识形态上僵化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腐蚀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对知识分子高压政策失去了政权的有力支撑。我国当前文化发展值得注意的问题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认同度需要加强,文化体制改革缓慢。因此必须积极探寻建设文化强国的有效路径,既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又要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成果,还要通过制度改革为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借鉴了苏联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导致了经济效益低下,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根据我国国情创立并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进行了超越,有力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由于我国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太深,虽历经改革仍不能完全消除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端,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近廿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民粹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争论

民粹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探讨与争论的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以及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外的民粹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已为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同。但对于建国以后民粹主义思想存在与否及其影响的问题,特别是涉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否“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的问题”,争论就十分尖锐激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学术范围,掺杂了许多政治色彩。     

欧美网络金融监管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欧美网络金融监管开始得较早,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网络金融监管制度,而我国的网络金融服务尚处于初级阶段,遇到了不少关系到金融安全的问题,我国应结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格局,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及时出台调整网络金融监管方面的新法规,以适应促进经济金融的不断发展。     

苏联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性变革——苏联解体,使得整个世界格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变更,为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带来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诸多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的探索和发展中取得了许多光辉成就,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将何去何从,还有诸多的未知领域需要进一步探索。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探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论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兼评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常光荣的历史。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苏联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 ,对自己的历史采取了错误的盲目否定的态度。这是导致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此为鉴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全面准确地评价自己的历史 ,以充分发挥其资政育人、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     

英国农村发展模式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农村发展模式是指农村发展的样式及所呈现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农村发展道路走的是典型的内发变迁模式,即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主要依靠本国自身力量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时期,针对中国新农村建设在资金、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英国农村发展模式的特征及经验,具有有益的借鉴启示。     

“中国模式”对认识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启示

中国模式对认识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具有启示性作用。包括: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直接走出一条深刻把握世情与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种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衬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历史地看待我党80年革命和建设历程

本文针对近年来否定党和人民革命、建设的错误论断作了三个方面的集中论述与纠正 :1.党和人民走革命道路是近代中国国情、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的必然选择 ,“告别革命论”是站不住脚的。 2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 ,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行不通。 3 .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的改造既未“搞早” ,也未搞糟 ,更不会向所谓“近代文明主流”回归     

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及其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 80年的发展历程中 ,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 ,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突破和创新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面向2 1世纪的今天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本文就三次理论创新展开了论述     

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缘起的社会生态环境考察

中央苏区革命的缘起,是一个似乎古老而又常常引起历史学者思考的问题。重新梳理近代以来赣闽边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从社会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探究该地区土地革命的缘起,才有可能准确把握该地区历史发展的多重面相,从而得出较为全面的认识。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对于当前中国深化改革,妥善处理和解决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困难和矛盾,成功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

苏维埃运动史是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呈现不同的消长之势,不相往来的状况尚无明显改变。当代历史研究和著述的一切真正的进步,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自身观念、思路和方法上的创新,苏区史研究同样如此。对治苏区史者而言,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互为照应、协调综合、整体把握、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实现创新从而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日韩经济发展方式的比较与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准发达国家的三个典型代表,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各有其特点.三国都经历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总量水平提高迅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居三国首位,韩国次之,中国最少,但增长速度超过了日韩两国;日本R & D经费投入总额高于韩国,韩国R & D投资的增长率远高于日本,中国R & D投入额的增长速度较快.群体意识和群体价值观在日韩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的强大作用,启发我们对现代"人的自由和发展"内涵进行思考.     

俄国革命中列宁对苏维埃的发现与理论论证

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产物。苏维埃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各派政治势力争相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在革命队伍一方,而且分歧也主要来自这里。广大劳动群众也在行动中表达了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在苏维埃问题上的分歧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已存在,这种分歧在1917年革命中更加扩大了。如果说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苏维埃的直接创造者,那么发现苏维埃的意义,从理论上赋予它议会民主制替代物之地位的则是列宁。     

试论瞿秋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瞿秋白是党幼年时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为宣传和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瞿秋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没有摆脱与生俱来的"绅士意识",始终没有摆脱对苏俄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的迷信,在其革命生涯后期,瞿秋白对革命产生了消沉情绪,对自己的革命生涯作了过度的自我否定.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其在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失误,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民国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索:政府史的产生及研究视角

政府管理史(简称"政府史")即政府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行使其管理职能的历史(技术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政府史与政治史、政制史的区别即在于它关注的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及动因,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政府史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行政生态学""现代化转型""组织的通权达变"等方面入手,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为政府史的研究提供支撑。     

论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演进规律

文化是一个由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文化样式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文化在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中呈现着有规律的演进，其基本发展顺序是农业文化一工业文化一信息文化，这为文化自觉提供了依据。     

民国时期革命与改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难点解读

革命与改良是当今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以往研究存在绝对肯定近代改良,否定近代革命;抑或过分强调革命积极性,而有意削减改良合理性的偏颇和缺陷。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讲教师应对中国近代革命与改良所处之两难境地,以及二者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客观承认二者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引导学生认识改良道路失败命运在于当时社会场景所限,而民主革命情势日趋成熟,与改良相较更具号召与吸引力。近代中国人民在改良与革命之间进行了艰难抉择,最终选择革命方式并于具体实践继续艰辛探索,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

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关键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民众动员能力.从抗战到内战,中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动员策略.抗战时期主要是以抗日救亡激发农民的民族情感、以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以群众路线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内战时期主要是以土地改革进行利益导向的动员、以阶级划分进行身份导向的动员、以诉苦清算进行情感导向的动员.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又呈现出超越不同阶段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还是内战,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