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的地位

无论是从古代史学发展历程来考察,还是从史著体例的完善与史学思想的演变来考察,晋代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史著体例的完善,史学思想的演变,为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唐代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公元3—6世纪秦陇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秦陇地区的史学具有久远的传统,从先秦到西汉,秦陇地区是史官与史家最为集中之地,诞生了杰出的史家,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史著。公元3-6世纪,在秦陇地区立国建号者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因以史求治和宣扬“正统”等政治需求,使史学受到了较大的重视,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秦陇史学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主要表现为史家群体的官方色彩、史学活动的官方色彩、史著内容的官方色彩,构成当时秦陇史学的区域性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白云史学批评,是对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反思,包括对史学现象与史学思潮、史家与史著、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本身的反思与审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学术领域。本文旨...     

章太炎光生史学的核心—通史致用

章太炎先生是我国晚近经古文集大成的大师。大家谈论到章先生学术上的卓越成就,都着重在他的经学。实则,章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在史学、诸子及文学等方面,均有卓越的的成就·他在史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论著,如《清建国别记》等。当他晚年,目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寇祸日深,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力倡通史致用,激发人民的爱国心,以图救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这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主义精     

史学发展与社会进步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常有一种误解，即认为历史学只是关于过往社会的知识，同现实社会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以至于忽视史学发展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应当坦率地说，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不仅从史学发展来看，尤其是从社会、国家、民族的进步与前途来看，凡有此种误解的朋友，都应该走出这个认识上的误区。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不重视史学，不是一个民族的光荣。这句话，讲得深刻，分量很重。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史学与社会这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这对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是十分必要的。史学…     

论宋代史学的普及化倾向

宋代史学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高峰。无论是史家和史著的增多,还是史书体裁的革新与创造等方面,宋代都大大超越了前代。不过,宋代史学还有一个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重要特点,这就是发源于十世纪下半叶,奔涌于两宋三百余年之久的史学知识普及的潮流。宋代史学在继续向纵深延伸的同时,在广度上有空前的扩展。如果说中国史学在先秦时期还只是寥若晨星的孤立的“点”,两汉形成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

中西史学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差异。西方史学在结构上体现为主客体因素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领域的二元对立,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实践与理论中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与此不同,中国史学内部则呈现为修辞、史实、思想在史著、史家以及史法方面的三元统一,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求真、求善与致用相互一致。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源于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两种不同二分法,它是中西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文化类型差异的具体体现,二者不存在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相反有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正确评价中西史学的成绩和贡献,综合吸收两种不同史学传统中的丰富养分,有助于深化当代历史研究,推动当代历史阐释学建构。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的转变与抗战史学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史学界的风气开始转变。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实证派史家在爱国心的驱使下,逐渐改变治史旨趣和研究方向,提倡起经世史学来。伴随着学术界主流学派学风的转变,中国史学再次奏响了高亢的经世之音,抗战史学由此而兴起。“七七”事变后,中国史学家与全国各界一道,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以身树史,以史抗战,肩负起了中国史家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史学界的风气进一步转变,经世致用之潮取代了“纯学术”研究之风,以史学抗战,为抗战服务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方史学精神之比较

“历史”一词的本义，本是历史学家耳熟能详的史学常识。故而，我也不打算对这个常识多加考辨。我的目的是：从中西方文化对“历史”一词的最早定义和解释入手，去探究和梳理中西方史学精神的基本差异。但这并不是说，史学精神是这种定义的产物，而是说，对“历史”的定义仅仅是史学精神的一般表现和我们理解史学精神的切入点。不过，在这里必须事先说明三点：第一，中西方史学精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区区一篇文章很难讲得清楚，我的目的只是想把我自认为最重要的一方面说清说透，而不是把每一方面都从头到尾面面俱到地进行论述或重申。第二，西方史学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但我却只能把范围和目标限定于古希腊史学。第三，中国史学肯定有它的长处，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长处均难以得到正常发挥，甚至使长处变成了短处。而古希腊史学所具有的特质又恰恰为中国史学所缺乏。这样，借其之长补我之短．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     

历史学不要放弃研究现实

这次史学功能理论研讨会的第二个问题叫做“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我觉得这种提法的隐意就是历史学不应该研究现实。因为，所谓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无非是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或是反过来探讨现实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这种关系实际上等于把现实排除在史学研究领域之外。事实上，传统史学把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时间向度上限定为过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它不仅误解了历史一词的确切含义，也贬低了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与目的。我认为，历史学不应仅仅研究过去，还应研究现实。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说，人类社会…     

20世纪关于"浙东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20世纪的“浙东史学”研究作了回顾,并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诸如内涵和外延、形成与发展、重要史家和史著、治学传统等作了评述。     

西学与清初史学

在中西文化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中,清初史学亦成为二者会通与融合的媒介,并产生了中西方史学文化交流的初步成果。本文拟从西学观念、官私史著对西学及西人的记述以及中西方的史学论战等方面探讨西学对清初史学的影响。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定位问题

在当代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一直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西方社会史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竞争中,以其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独秀于史学之林。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势头甚健,学术成果也引人注目。但社会史的学科地位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人们,从学科理论的层面上,影响着社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1995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的常宗虎《社会史浅论》一文,彻底否定了社会史相对独立的学科价值,认为社会史本质上届于“泡沫学科”。此说颇具影响,加重了人们的困惑。对此,笔者在《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再谈马克思恩格斯与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等论文中已有所论述,但意犹未尽,故撰是文以供讨论。     

历史与人生——史学的社会作用新论

(一)史学“有大效用于人生” 史学的社会作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以往最普遍、最流行的答案有六点:(1)为世人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2)进行爱国主义教育;(3)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4)为现实政治决策提供历史依据;(5)为人们提供历史知识;(6)启迪人们的智慧。笔者认为,史学界的这一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史学的社会作用究竟是什么呢?史学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有益于人生上。 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目的是要认识人自身,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更应该成为“一门总体人学”。因为,史学是关于历史的学部,而历史与人密切相连。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人类历史。自然界也有一个发展过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

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王先明当１９８６年聚集天津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家们正式揭橥“社会史”研究的旗帜时，人们还未曾真正从一个学科的理论高度去评判它的历史走向及其命运。史学家们最真切的感受是，在普遍的“史学危机”的感叹中，“开展社会史研究则是开创史学研究...     

《史通》的性质与理论体系

《史通》是公元八世纪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一部史学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史通》对自孔子修《春秋》以来1200余年的史学发展、特别是对两汉以降的史家、史著、史学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涉及到广泛的史学问题,致使历来的研究者在高度重视这部史学著作价值的同时,在如何认识其性质与理论体系问题上,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