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都学刊》2007年总目录

第一期【笔谈】栏目主持王银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理论与实践创新关于科学发展观之“以人为本”的新解读…………郑又贤(1)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张华荣(3)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世界………………………何贻纶(5)发展观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侯西安(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命题…张国(8)【汉唐研究】栏目主持耿占军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陈松青(11)论唐代的献诗……………………………………………左汉林(15)论温庭筠的咏史乐府…………………………     

汉代儒学衰微原因略论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儒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一方面“章句之学”大兴,涌现出许多校注、训诂、解经的经学大师;另一方面“义理之学”迅速发展,注重探讨圣贤的“微言大义”,推阐发扬,试图探求“大道”,应用于现实,产生了一批活跃于政坛、名噪一时的儒学家。 但是,在汉代儒学兴盛的同时,即孕育着危机,所以,到东汉时,儒学迅速衰微,“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传》)以至魏晋南北朝时,道教、佛教蔓延,主宰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对儒学几乎有取而代之之势。儒学从“独尊”地位跌落下来。     

汉大赋与经学:强势文化的互动

汉代的经学、政论、大赋都是强势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又时常表现为互动关系。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而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阐释的繁复,"务尽"、"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汉代古文经学及其批判意识

汉代古文经学是在与今文经学互争的态势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文经学不仅为收集、整理和注解古文献不遗余力,而且其长于训诂、注重史实及持论平实的品格与学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术的科学权威.此外,汉末古文经学家吸收道家的思想,这对扭转儒学神学化的倾向有积极贡献,而古文经学与道家思想的某些契合又预示着汉代学术转向的必然.本文从分析古文经学的特点和方法入手,试图揭示它在汉末思潮解放中的作用及其对新的学术转向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特殊作用.     

论王逸《楚辞章句》对屈骚的审美批评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井对屈骚的艺术特征给予全面的审美阐释,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直面问题寻方法,重铸"经世"新精神

“经世致用”是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品格,凭借着这一精神品格,儒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在两千多年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排拒佛老的出世与遁世思想,代有儒家宗师崛起,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革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体现了儒学与世偕行,     

重返自然——中国“气象文学”的“知识场”建构

以气论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气象文学在不同阶段一直都延续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气象现象在先秦至汉代成为领会“天意”的重要途径；魏晋至唐的气象文学中则主要呈现为物候学的特征；宋以后的气象文学中，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山水”面目被注入作者越来越多的主观情感；近代以来气象文学逐渐沦为气象科普之类的通俗读物。道、气、象是气象文学的基本范畴，雄浑、劲健、豪放、实境、含蓄、超诣等为其主要美学原则。倡导当代气象文学创作与研究，是跨越横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间不可逾越之鸿沟的有效途径。     

经学与汉代的经济政策

经学与汉代的经济政策张涛两汉时期，原本主要是一门学术的儒家经学同政治发生了密切关联，一跃成为统治思想。经学著作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是至高无上的法典，而且成了封建政权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汉代各种经济政策的出台，也与经学有着某种不解之缘。“两汉政...     

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

五四文学革命已经有 85年的历史 ,功过是非 ,理应给予理性的学术评价。对于五四文学革命 ,既有“新儒学派”的根本否定 ,受“新儒学派”影响的传统文化维护派的指责与否定 ,也有“国学派”、“鸳鸯蝴蝶派”、“新鸳蝴派”等的挑战 ,他们的一些批评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缺点与失误 ,往往不无道理 ,但相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功绩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功绩有 :( 1 )以白话取代文言 ,完成了文学语言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 2 )揭开了中国“人的文学”的新篇章 ;( 3 )彻底扫荡了“鸳鸯蝴蝶派” ;( 4 )取法欧美文学的经验 ,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首次接轨。     

“《关雎》刺康王”说辨证

汉代今古文学派的《关雎》阐释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争论点之一。一般认为,毛传郑笺将《关雎》认定为西周文王时代的称美之作,而今文三家诗以之为刺周康王之诗。通过辨析可以看出,三家"刺诗"之说应是着眼于《关雎》的"用诗之义"而非"作诗之义",是在肯定《关雎》称美文王的基础上申明诗作的刺时劝谏功能。因此,今古文《关雎》说解并无根本分歧。     

东汉“关中学派”说之我见——兼与雷依群先生商榷

雷依群《东汉关中学派述展情况,认为其说论》一文认为,东汉时期关中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关中学派。对此提法,笔者看法不同。故从东汉儒学形态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东汉关中儒学的发并不成立。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     

试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根源——以生产方式及思想文化为视角

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应为其物质根基,尤其是西周及秦汉间土地制度的变迁也对养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学之主流地位在汉代的形成与巩固,则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主要文化驱动力。     

儒学与西汉世风

西汉开放气象所呈现出的逐利、奢靡之风在于政治经济之需与习俗固有的延续性、排斥性所致,受到冲击的儒学使其在理论体系和内容上汲取糅合诸派之言与民间风俗,拓展经义阐释的理论空间和社会信纳的实践层面,由此推动理性的开放气象走向极盛。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论汉代学校教育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的初步形成时期 ,其官学制度奠定了后来中国封建官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私学发展更具特色 ,书馆———乡塾———精华舍上下相互衔接 ,创立及门弟子与著录弟子制度 ,为后世学术文化社会化开辟了道路。特别是“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与贯彻 ,不仅实现了两汉教育文化的儒学化 ,而且对后世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 ,影响较深     

传统文士人格与“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

传统文士在春秋战国崛起时,对道与势的态度经历了由对道的恪守到对势的依附的转轨过程。汉以后,由于儒术的强化、引导、依附权势成为传统文士人格的普遍特征。“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就是这种特征在西晋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自然显现。与文学史上其它文士集团相比,“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表现得最为典型。     

东汉晚叶文学的思想环境阐释

东汉晚叶文学是两汉文学向建安文学过渡的核心环节,并孕育了建安文学的繁荣。通过阐释东汉晚叶文学的思想环境,考察儒学的传承与新变,以及道家、释家思想的发展状况,可以探究社会思想的变化与东汉晚叶文学转型的关系。     

天下奇书：《函海》的版本源流及其价值特点

《函海》是与《汉魏丛书》《津逮秘书》《知不足斋丛书》“共列为四部”的清代著名私刻丛书。《函海》并非成于一时一地,亦非成于李调元一人之手,其版本源流复杂,一书多至八版,累计收书二百二十余种,千余卷,号称“天下奇书”。该书所刻皆白汉而明诸人著述未见之书,有功于《永乐大典》一书之流布,有补于《四库全书》遗珠之憾;专刻蜀中耆旧著述特别是明升庵未见书及己著书,有助于巴蜀典籍文献传承、蜀学文脉之延续。